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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春，毛泽东同志从上海回到湖南，在他的家乡住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一边养病，一边从事农民运动。毛泽东同志和许多农民交往，了解他们的生活和要求，其中有几个在地方上惯打不平，常同地主团保作自发斗争的农民积极分子，毛泽东同志同他们建立了很好的朋友关系，使他们很快成为农民中真正的带头人。于是，几个月之内，在毛泽东同志的家乡韶山、银田寺一带组织了好多个乡农民协会。农民开始懂得“打倒军阀”的道理；毛泽东同志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通俗地解释为“打倒洋财东”，使农民更加容易接受。农会开始作了一些阻止地主运粮外出、平抑谷价、增加雇农工资以及减轻租额等经济斗争，时常与地主豪绅发生冲突。于是地主们告到长沙城里，要赵恒惕来捉毛泽东同志。农民报了信，同时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同志便到广州去了。
1926年8月，“湘潭农民协会第一次全县代表大会宣言”中，还特别提到这件事情：“各地有组织的农民群众，经过很艰苦的斗争和伟大的牺牲，虽在赵恒惕的铁蹄之下，加以土豪劣绅、团防、地主武装的严重压迫，而农民协会的组织仍然秘密存在，且作了不少的斗争。如韶山、株亭农民因作最低限度的经济要求——平粜阻禁运动，农民领袖被赵政府捕押者凡三次，被团防局捕捉及诬控为匪者盖已屡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且以煽动农民嫌疑，几至被逮。”
韶山的共产党支部也是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候亲手建立起来的。这个支部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
第一部分第15节 李锐回忆农民运动（2）
经过毛泽东同志亲自教育的韶山农民，从1925年成立农会之后，培养出不少的农民运动骨干和党的干部。比如革命烈士毛福轩同志，雇农出身，没有读过书。由于毛泽东同志的亲自培养，带他到长沙的学校中去当校役，半工半读，后来又带他到安源煤矿参加工人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回到湘潭一带进行农民运动，毛福轩同志因此成为能说能写，颇具才干，且为农民所爱戴的领袖人物之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福轩同志仍在湖南、上海等地做党的秘密工作，1933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在延安时，毛主席有一次谈起毛福轩同志，他说：‘一个农民出身的同志，学习和工作那样努力，一直到担任党的省委委员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其他如革命烈士毛新梅、蒋迪空、庞叔侃等，都是毛泽东亲自培养的韶山的农民干部。”
毛泽东同志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为中国农民运动、革命运动大规模培养干部，是到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之后。
1925年，毛泽东同志到广州后，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名额比过去增加了，共有三百二十七人，包括十九个省的学生，其中以湖南、广西、四川、湖北、河南，山东等省学生最多。湖南党组织这时动员大批的党员、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广州去受训，有的进“农民运动讲习所”；更多的进了“政治讲习班”（班主任是李富春同志），毛泽东同志在班上讲“农民问题”。政治讲习班毕业的学生大多数在北伐军中当政治干部。
毛泽东同志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课程。毛泽东同志讲课时深刻地联系到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讲“牛王庙、三薯加一米，这些为学生熟悉但不能从其中看出道理的农村情况。因此学生听了感到莫大的兴趣，得到莫大的启示。”毛泽东同志也向学生要东西，“这就是各人所住的那个村庄的居民情况，土地情况，生活方式，他们的出身，张三如何富起来的，李四变贫的具体事实，那个村里官（公）地有多少，归谁管，归谁种，租金数目……他又经过分析研究作为教材讲给学生听。”
当时彭湃同志领导的东江农民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开展。毛泽东同志组织讲习所的全体学生到海丰参观和实习。“学生于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入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
毛泽东同志讲课时，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讲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当时的学生现在还能回忆起来：他在黑板上画了许多图表，说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具体而形象地从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和对革命的态度，来说明哪些是革命的朋友，哪些是革命的敌人，以及在革命运动过程中，各个阶级对革命的态度又会起怎样的变化。毛泽东同志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发表于1926年广州出版的“中国农民”第二期。毛泽东同志在文中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篇伟大的文献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样，代表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是公开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当时陈独秀曾拒绝由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发表这篇论文。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篇文章成为湖南各地群众干部训练班的讲义，实际上指导着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的思想和行动。
受了毛泽东同志这样明确的阶级教育和策略教育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中的湖南籍学生，由于形势的发展，没有等到毕业，就先回来了一批人。他们以国民党省党部农运特派员的名义，大多数被派在铁路沿线工作。他们一开始工作就走上了正确道路，因为他们从毛泽东同志和彭湃同志那里学到了发动农民群众的实际经验。他们从下层访贫问苦开始，联络了相当数量的积极分子后，就成立乡农民协会。有二、三个乡成立了农会，然后才成立区的领导机构（县的领导机构多半是北伐军进入湖南后才开始成立的）。那时农民协会的主要成员是贫苦农民和一部分农村贫苦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多半是由当地共产党员早就联系了的小学教员。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毛泽东同志从组织新民学会到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共产党，在湖南革命运动发展过程中以及在广州办训练班时培养出来的大批革命干部，质量一般都很好，这样就使得下层群众运动中的根子很正。
北伐军进入湖南之前，在农民运动中开展的多半是宣传、教育和组织方面的工作，也有小规模的经济斗争；农会的工作在反动势力强大的地方是秘密状态，有许多地方是半公开或公开状态。如当时益阳的农民运动就是公开进行的。1926年的阴历元宵节，益阳郊区“农民诉苦队”一万多人，举着灯笼到县政府请愿，要求“取消苛捐杂税”等等。大队以十六个溜星（火球）开路，农民把牛牵到县衙门的“大堂”上，向县长说，“我们喂牛都喂不起了”。
（李锐：《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湖南农民运动的兴起》）
第一部分第16节 罗荣桓回忆秋收起义（1）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人民，向反革命进行了武装斗争。南昌起义就是党在这危急关头，以武装起义来挽救革命失败的尝试。这个起义向全国人民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接着“八七”党中央紧急会议，坚决地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决定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号召各地农民进行秋收起义。
当时，南方的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省，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农民们普遍要求进行土地革命，有些地区甚至发生了农民自动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这种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不仅吓坏了国民党反动派，也使陈独秀机会主义分子们感到害怕。继蒋介石在上海一手制造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长沙的“马日事变”，是反动派向湖南工农群众杀来的第一刀。接着，7月15日，武汉的国民党也与共产党决裂而叛变革命。党为了挽救革命，粉碎反革命的进攻，决定首先在这些有着雄厚、广大的农民运动基础的省份，发动秋收起义，并且派毛泽东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