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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同时认为，将涨跌停板幅度提高到10％，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风险，给空头很大余地。如果像以前在调整涨跌停幅度上采取缩小的方式，市场从心理上可能比较能接受，哪怕是再发生连续3个跌停板后再停牌并考虑要不要强制平仓，比起4月10日又下跌近10％来说，相对缓和一些。
几位业者均指出，本次天胶事件也反映了上海期交所交易制度不够完善，需要改进。
他们指出，如果上海期交所及时加强风险控制也许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例如采取逐日盯市制度，对于频繁交易的主要席位中存在对倒、抬升、集中交易行为的，期交所可以查处并采取相应措施；或者单方面追加集中仓位席位的保证金，单方面对这样的席位控制仓位，甚至限制开新仓等等。
不是结局
虽然连续4日狂跌风暴渐平，但人们依然十分关注天胶未来的走势。
分析人士称，RU304、RU305、RU306合约经过连续的暴跌减仓，多头出局意愿极其明显，这3个合约退出历史舞台已成为必然，未来多空双方争夺的焦点将集中在RU307、RU308、RU309合约上。
业界人士指出，由于目前国际国内胶市基本面并未全面利空，因此沪胶进入全面跌势的可能性将较小。
但目前积聚的大量注册仓单没有完全消化，天胶未来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将受此影响。倘若将这部分仓单转移至现货市场销售，将减轻天胶大盘的向下压力；而如果这批仓单继续在期货市场上移交远期合约“滚打”，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远期合约价格波动只会越走越大，巨大的实盘压力将对沪胶大盘造成前所未有的沉重压力。
绝对内幕：超级大鄂18亿豪赌连豆引子
你也说期货，我也说期货。各种媒体上，期货的新闻和消息越来越多。都说期货的春天已经或即将来临。一时间，引得那资本纷纷往里挤，惹得那股市炒家眼红心乱跳，还有那刚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们，纷纷去报名参加期货从业人员考试。的确，这一、二年来，期货有了不少的变化。然而，朋友，你了解期货吗？你知道目前期货交易的状况吗？如果你不太清楚而又想得到一些实在的信息。那就看一下本篇为你介绍的当今我国期货交易中的最热门交易品种——大豆期货交易。
大连升班马，大豆代替了绿豆
我国的期货业，自1992年起步，短短的10年间已经历了一个大起大落的整周期。从成交量数据看，1992年至1995年之间连上台阶，1995年达到顶峰，全年交易金额为10。06万亿元。以后就逐年回落，2000年进入低谷，全年交易额仅为1。61万亿元。2001年走出低谷，交易额为3。02万亿元。
1998年8月1日，国务院发布27号文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将全国的14家期货交易所撤并为上海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及大连商品交易所三家。当年，三家交易所的成交金额分别为0。52万亿元、2。11万亿元和0。67万亿元（上海的数据是上海的三家交易所合计）。显然，郑州商品交易所是执当时期货交易的牛耳。而郑州商品交易所的主要交易品种是绿豆，其交易量达到2。07万亿元，占当年全部期货交易金额的比例高达58。22％。绿豆期货交易是当时期货业赖以生存的支柱。
1999年，郑州商品交易所的绿豆交易仍旧名列前茅。但由于当年接连三次出现风险事故，使中国证监会感到事态严重。1999年12月21日，中国证监会出台了“扶持大品种、限制小品种”的新政策：自2000年1月1日起，绿豆交易的保证金从5％提高至15％，小麦交易的保证金从10％降低为8％；2000年2月1日起，绿豆交易的保证金进一步提高至20％，小麦交易的保证金进一步降至5％。绿豆期货交易就此玩完。2000年，尽管大连和上海的期货交易金额有所增长，但绿豆这一主力品种的消亡还是使得全年的期货交易量大滑坡。由于绿豆被淘汰出局后，小麦期货交易并没有活跃起来，郑州商品交易所的交易量因此一落千丈，从上一年的第一名沉沦为最后一名。而大连和上海的交易名次自然依次上升，成为期货市场关注的热点。2001年，影响大豆行情的基本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大豆行情跌宕起伏，各路资金纷纷流向大连，大豆的期货交易量急剧上升。全年的成交金额达到1。91万亿元，占当年我国期货市场全部交易额的63。41％。
这一交易量，不仅引领我国期货市场走出了低迷，也使得在大豆交易的横向国际比较中，中国的地位迅速上升。与日本东京谷物商品交易所的大豆交易量比较，我们是他们同期的5。3倍；与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大豆交易量相比，我们是他们同期的28％。大豆期货交易已开创出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局面，以致美国的大豆交易者在交易时，对大连大豆的期货价格也不敢掉以轻心，非得看明白了才心里踏实。今日的大连大豆，已俨然代替了当初郑州绿豆的地位，成为期货市场的明星级品种和整个期货业赖以生存的衣食父母。大连大豆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期货之重”。
跌宕起伏的行情
中国的大豆，在1996年期间，每吨3000元以上的价格是很正常的，期货交易中一度到达过每吨3500元以上。那时的种豆人真是高兴，东北的父老乡亲把大豆称之为“金豆”。然而，在“洋大豆”的逼迫下，大豆价格步步下挫，到1999年时，东北现货收购价连1700元都不到了，而期货价也一度跌破1800元（99年9月合约最低到达1738元）。接下来的几年，尽管随着基本面情况的时好时坏，期价一直在上下波动，但2400元已经是难得一见的高价了。期价基本上在2100元的中轴线上下各300元的幅度内震荡。
不过，不要小看这区区600元的上下振幅，对于采用保证金交易的期货投资者来说，刺激已经是足够的了。
2000年下半年，股市衰气初露，先知先觉者开始暗中撤退。其中一部分资金进入期货市场。大豆期货交易的资金增多，成交也越来越活跃了。8月下旬，国家明确对豆粕继续增收增值税，多头趁机将期价推高。2001年1月交割合约在2000年8月25日的收盘价还是1924元，五个交易日后，期价已是2123元了，一下上涨了200元。然而，由于国际国内市场并不配合，供大于求的局面依然如故，现货价依旧只有1800多元。随着交割期的日益临近，多头逐渐陷入困境之中而难以自拔。2000年11月之后，临近春运，东北铁路运输有些紧张，东北大豆无法正常运出。多头以为机会来临，进一步拉抬期价，年底时分，期价已是2300多元了。该合约的最后交易日为2001年1月15日，那天的收盘价为2279元，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多头赢了。但实际上却是多头最后不得不吞下了192520吨大豆。即使有暂时的春运紧张，作为大豆集散中心的大连，要拿出个几十万吨大豆还是做得到的，真正的赢家是当地的那些实盘套利者。
事实上，多头的苦难还刚刚开始。近20万吨的大豆掂在手中，以2000元一吨计，差不多是4亿元。资金吃紧，元气大伤。进口大豆的迅速增加及东北运输情况的缓解，使多头再也支撑不住了。春节过后，后续的主力品种合约纷纷跌停，拉开了又一波熊市的大幕，2001年5月交割合约从春节前的2335元起步下跌，到2001年4月19日，又见到最低价1780元。在空头的大肆进攻下，多头心有余而力不足，节节败退之下，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移仓到远期月份，以等待时机。据说，这一波行情中，主力多头是北京的一些机构。
2001年5月9日，朱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第38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草案）》。6月6日，八章56条的《条例》正式颁布。这对于绝望之中的多头来说，不啻是雪中送炭。多方挟政策之威，随即展开了一场绝地反攻。两个月里，多方一路攻城掠地，各个合约都有300至500元的涨幅。一时间，转基因政策如何如何成为大豆期评者的口头禅。
然而，多头的好梦没有做多久。8月份开始，空头开始了全面的进攻。尽管多头高举转基因政策的旗帜，对空头进行了顽强地抵抗，但五个月的大战（至2001年年底），还是以失败告终。在这期间的两个交割合约，一个是9月14日摘牌的2001年9月交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