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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年年底），还是以失败告终。在这期间的两个交割合约，一个是9月14日摘牌的2001年9月交割合约，收盘价为1872元；另一个是11月14日摘牌的2001年11月交割合约，交割结算价仅为1774元。空头频频得手的原因有二：一是现货市场的供大于求状况并没有改变，转基因政策出台后，进口大豆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急剧增加。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进口商抢在政策生效前突击进口；二是美国人开始与中国政府频频谈判，压力之下，中国政府已承诺为大豆贸易提供一定的宽限期。在不少国人的心目中，似乎对政府的信心并不足。他们不相信政府会在与美国人的谈判中采取强硬态度，他们认为最终政府是会让步的，大豆进口还是不会少的。
多头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在战略上还是故伎重演，移师后面的合约，并加大持仓。然而，空头显然也不买帐，屡战屡胜的经历使他们越战越勇，毫不犹豫的也在后面的合约上加大持仓。2002年的5、7、9、11月合约成为双方激战的主战场，持仓量急剧增长。2002年11月14日，大豆总持仓首次突破百万张，收盘时的记录为1001998张。而5月合约是重中之重，持仓量达到338258张。持仓的增加，意味着双方投入的资金增加。按照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风险控制规定，当单月持仓不超过25万张时，收取的保证金为5％；当单月持仓超过25万张时，收取的保证金提高至8％；当单月持仓超过30万张时，收取的保证金增加为11％。按此计算，多空双方在2002年5月合约上各投入的保证金就要3个多亿。
空头在大豆期货上之所以屡战屡胜，当然是有原因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市场上存在着一批专门从事期现套利的交易商。这批套利商，大多对大豆的现货交易非常熟悉。他们的交易方式往往是盯着现货与期货的差价，当期货价格高于现货价格一定幅度时，就买进现货将其变为注册仓单，同时在期货上卖出。举例来说，现货价格为1850元，两个月后的期货价格为2150元，套利商马上计算出：买进大豆并将其注册成仓单的成本大致为1950元（包括两个月的仓储费，100元的差价可以视作交割成本），同时在以2150元的价格在期货上卖出并进行交割。两个月后的利润就是200元，相对于投入本金来说，利润率差不多可以达到10％。如此高的利润率，再加上大连是大豆的集散中心，现货渠道畅通，生意很容易做成，套利商自然会乐此不疲了。期现之间的价差越大，套利的利润越大，套利者也就越多。
不得不承认，尽管套利者把期货交易当作现货交易来对待，动辄进行交割，并不能认定他们就是纯粹意义上的套期保值者，但套利者的存在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一则是因为这种行为合情合理又合法，二则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对企图进行逼仓的多头是一种严重的威胁，这对于保证期货价格在交割时不会远远高于当时的现货价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期现套利商的增加对多头是很不利的。摆在多头面前的难题是：如果不想将货物全部接下而平仓，期价必然下跌，而且，只有下跌到低于当时的现货价时才有可能避免接货，因为当期价远低于现货价时，打算交割的空头也会放弃交割而平仓了。这当然意味着多头的亏损；如果不愿意割肉出场，那么就必须准备到时将空头愿意交割的货物全部接下来，这样的结果是一方面可以迫使交不出货的空头到时割肉，另一方面是必定会有更多的货物必须接下来。
对多头来说，最理想的情况是现货价自然上涨，使自己顺利赚钱出局。如果现货价没上涨，则非常被动。在期货业整顿之前，有些交易所实施限制交割政策，这是多头最欢迎的。因为这时多头接下的货物是有限的。如果进行逼仓，那些无法交货或交不出货的空头最终只能割肉，当那些割肉盘很多时，多头从虚盘上挣到的钱不但可以弥补实盘亏损，甚至还会有巨额利润。在限制交割制度下，逼仓事件频频发生，造成了恶劣影响。期货业整顿之后，国务院发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明令禁止交易所对实物交割进行限制。在这种背景下，多头再要进行逼仓自然就行不通了。
2002年大豆期货价一路下跌，但多头毫不畏惧的一路买进。表明多头的实力非同一般，据说，其原因是：在这个时候有一股资金实力更强大的多头进来了，并逐步取代了原先以北京一些机构为主的地位。他们是谁？有的说是证券上的资金，也有人说是四川的一家小公司。当然，小公司只是出面人，其背后的“资本家”又是谁？有人怀疑是饲料大王刘永好旗下的新希望（相关；行情）集团。因为新希望集团每年需要大量的豆粕，也有资金实力。这些因素很容易使人们发生联想。但据后来的报导说，新希望集团大喊冤屈。新希望集团贸易公司董事长对记者说“新希望集团方面绝对没有参与过S205的任何市场炒作”。
不管怎么说，多头是有实力的，而且对大豆价格将上涨具有很强的信心。他们坚信政府对中国大豆市场的现状不会袖手旁观，既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已经颁布了，不可能没有下文。
多头挣到的却是一块鸡肋
果不其然，2002年1月5日开始，《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相继公布，并规定于2002年3月20日正式实施。多头一时气粗起来，空头不战自退。5、7、9、11月四个主力合约接连三天差不多都是涨停板。没几天期价又回到了2100元之上了。2002年1月交割合约已进入交割月，该合约在2001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还是1706元，到1月18日最后交易日时，收盘价已是1831元了，上涨了100多元。2002年3月交割合约在2001年年底收盘价为1791元，到交割时，结算价上升为1941元。比1月合约又上涨了100多元。交割价格的逐步回升，充分说明了现货市场在回暖。政策的影响终于逐步体现了出来。对多头来说，实在是令人鼓舞的好消息。
2002年3月15日，大连商品交易所推出2003年3月、5月、7月大豆合约。然而这一次推出的大豆合约，内容已与以前的合约不同了。以前的合约规定“质量符合上述标准的进口黄大豆可以做为标准品或替代品用于交割”，而新的合约规定“转基因大豆不得以标准品或替代品交割”，为了将新合约与老合约区别开来，新合约称为“黄大豆1号期货合约”。推出新合约的目的是为了与国家的政策保持一致。
尽管在以往的交割中，进口大豆的实际交割比例是极低的，但新合约的推出还是给市场传递出了明确的信号，那就是以转基因大豆为主的进口大豆与新合约无缘了，新合约的价格将是国产大豆的价格。然而，新合约推出之后，市场反应并不热烈。运行了两个月后，持仓量仍旧没有增长多少。也许，交易者有个熟悉过程，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大家都被巨额持仓的老合约吸引住了。主力在对垒中不敢分心，而散户也乐于参加流动性大的合约交易。
2002年3月合约已经交割完毕，2002年5月合约上升为临近交割的最近合约。然而到2002年3月22日，持仓量仍旧不减，当日收盘时为304804张，而收盘价为2083元。在以往的这个时候，持仓量早已减得差不多了。这种情况不仅引人关注，也使人们有点焦虑了。
2002年3月23日至24日，大连商品交易所副总经理郭晓利在杭州市召开会员座谈会，在会上，郭晓利针对5、7合约巨量持仓对峙的情况说：“5月合约持仓这么大，在大连商品交易所历史上还未曾出现过，这主要是由于政策的原因，自去年以来国家连续出台了多项有关转基因农产品（相关；行情）进口问题的政策，市场看多人士认为国内大豆供应将可能出现断档，由此认为大豆期货价格应有涨升，而空方则认为在国内大豆缺口很大的情况下继续进口大豆将是必然，况且现货市场大豆的供应仍较充足，所以，目前市场多空对峙的存在并非是市场外的其他原因，而目前在临近交割时持仓的减少速度较慢，这是与市场发展得大了有关，由于持仓水平较高，减仓的速度看起来就比较缓慢了，从大交所的分析看，现在持仓正在逐步下降，从这点看趋势还是正常的。
目前大交所对5月、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