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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建设》、《青年战争》、《复兴月刊》等刊物上发表大量赞美德、意法西斯的文章，抨击英美民主主义、功利主义软化中国青年，造成国人意志涣散和国力的日渐衰弱。蒋介石的这种政治倾向受到意大利法西斯的欣赏和关注，墨索里尼宣称，中国实行的政策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不同的只是形式和细节，但基础是相同的”。
内心羡慕集权制度的蒋介石，之所以作出开放政治的姿态，同意接纳少数专家参政，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于国内民主化潮流的压力。二十年代以后，在中国要求实现政治民主化并非是缺少社会基础的少数人的个别愿望，政治民主化中国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除了中共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一部分知识分子基于理念为实现政治民主化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外，三十年代初，随着国民党“党治”弊端日益暴露和民族危机的加重，全国各党派、各阶层人民要求开放政治、共御外侮的呼声日趋强烈，在国民党内也出现了呼吁“结束党治、尽快实现宪政”的政治活动。在这两股压力下，国民党四届四三中全会于1932年12月20日通过决议，宣布开始筹备宪政事宜，蒋介石才被迫在开放政治方面作出稍许让步，以舒解缓民党及其政权所面临的内外困境。少数专家参政虽不可能改变国民党政权的性质，但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专家参与组织社会和经济生活，毕竟使得社会经济领域的运行条件有所改善，有可能对社会发展起一定的推动作用。
1928—1937年，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环境下，蒋介石试图以党治国家的形式，通过推行“安内攘外”政策，维护和巩固国民党的统治，然而国民党制度和政策中所存在着巨大的障碍性因素，使蒋介石无法达成这一目标。
南京十年，国民党虽然对苏俄革命专政的部分形式作了表面上的移植；但其核心层面仍保留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精神。国民党的政治制度功能分化缓慢，权力高度集中，一切权力完全操之于蒋介石的个人手中。由于国民党彻底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其政治动员功能急剧衰落。国民党党政分开的体制无法有效控制社会，党化意识形态也难以社会化。加上党内派别斗争持续不绝，党纪荡然，而实际统领国民党的蒋介石又不愿主动进行任何可能导致削弱其权力的党内和社会变革，这就使得国民党及其政府长期处于危机之中。国民党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在政治上把被统治者有效组织起来。因而它的统治一直缺乏得以稳定的先决条件，其制度运转的动力并非是来自社会各阶层人民对它的支持，而是完全依赖于军事强权的支撑。历史曾给予国民党以实现其政治和社会理想的机会，但是事实证明，南京十年国民党的统治是失败的。由于国民党未能把社会变迁的新要求、新内容纳入政治制度的框架，缺少政治创新能力，因而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趋势发生严重的冲突。尽管1928－1937年中国现代化在若干领域内取得成就，但导致国民党政权的因素也在急剧增长，最终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载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19世纪中叶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时期，当时，面临着“五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古老中国步入了前所未有的、与传统的农业社会迥异的、现代性逐渐增长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条道路在中国充满了深刻的矛盾和冲突。在这条道路上，中国既取得过巨大的成就，也一次次丧失了历史赐予的难得机遇，长期在通往现代的旅途中蹒跚而行。中国变革的艰难无疑与前现代社会的历史遗产有关，也与中国政治中枢的政策选择密切相联，同时它还受到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巨大影响。中国以迥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有方式实行社会转型，无论它的成功还是挫折都丰富了人类的经验宝库，为众多的后发展国家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和启示。
一、中国社会转型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基础
数十年来，一个长期在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是，如果没有1840年开始的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能否主动开始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从而完成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在这里，我们尝试性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中国所承袭的巨大的遗产中，包孕着可诱发现代社会的因素，这些积极因素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可刺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变；但是，作为总体特征的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却存在着根本性的制度缺陷，它严重阻滞着传统中可现代化因素的成长，如果没有外来刺激，即使中国社会中存在着“资本主义萌芽”，也无法出现资本主义，中国仍将处于前现代状态。
1840年在亚洲东南沿海与西方列强相通的东方大国中国是长期被西方思想家所钦羡的对象：一个以皇权为核心、职能分明的中央集权官僚政府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下，统治着4．5亿人口，在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国土上有效地行使着治权；儒家学说中的道德主义和礼仪规范起着整合社会各个阶层的特殊功能；美仑美奂的巍峨宫殿和精美绝伦的工艺珍品体现着中国人的丰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虽然自然灾害不时减少中国人口，但精耕细作的农业还是大体上维持了中国人的温饱。总之，19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国，尽管不时发生社会动荡和灾荒，但它总是能自我调适，在经历周期性的社会震荡后，重新恢复社会的稳定与繁荣。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西方长期钦羡、长期保持强大和繁荣、充满自豪与自尊的东方大国，在西方列强的炮舰侵略和随之而来的价值观念的冲击下，却不能再保持昔日的光荣并适时调整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重新汇集新的社会力量和自然资源，从而有效地融汇传统与现代因素，以富有活力的转换方式，在西方和近邻日本的成功示范效应的影响下，迈入富强之途。其原因何在？
政治是传统社会的决定因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前现代社会制度构成中最有现代因素的部分就是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支柱——中央集权官僚制，然而也就是它本身的结构性的重大缺陷阻碍了中央集权官僚制向现代政府制度的转换。
中国的中央官僚集权制具有一定的理性色彩。在皇帝之下，内阁、省、县的垂直的行政系统有专门化和职能划分的特点，按照法律和惯例有效地掌管国家行政事务，垂直的监察系统直接受命于皇帝，负责监督各级官吏，以保证政令的执行。不受阶级和财产限制、在科举制基础上建立的官员升迁系统，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对维系中国官僚制度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操作层面上，这样的官僚制度，与依职能分层、各司其责的现代政府制度并不构成严重冲突。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两点：第一，中国的中央官僚集权制对基层的统治力量较弱，朝廷在县以下的支柱是享有功名的乡绅，中央权力并不能完全达到基层，征税及征集劳役实际上依赖于乡绅。处于家族、宗族网核心的乡绅的行为往往严重破坏了中央集权官僚制的合理化因素。所以严格地说，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只存在于县以上的政府机构，县以下的乡村则处于高度分散的无组织状态。显然，这与现代社会所要求的、能够全面协调社会力量处理公共事务的、完善的社会组织结构是相冲突的；第二，中国官僚集权是以儒家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它以道德伦常为基本准绳，在义务与权利的关系上没有明确的界定。儒家规范虽不排斥个人的成就取向，但人情取向更占主要地位。中央官僚集权制的垂直系统固然保证了政令的通行，然而也带来各级官吏不思进取、因循守旧的严重惰性。加之宗族、家族的因素与政治结构互为一体；为派系斗争提供了永恒的竞技场。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意识形态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它提供了对世界的全部解释，成为不可逾越的治国安邦的基本原则。它是建立在传统的“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世界观之上的，它的丰富性与普遍性，使中国统治者与士大夫相信儒家学说已穷尽世界一切真理。中国既是天下中心，并有着辉煌的无与伦比的历史与成就，那么中国之外的“夷务”就不在中国人关心的范围之内，顺理成章，也就对竞争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