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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的无与伦比的历史与成就，那么中国之外的“夷务”就不在中国人关心的范围之内，顺理成章，也就对竞争不感兴趣，没有了变革的紧迫感。至于解决中国国内周期性的政治衰败和政治动荡的良方更无需从“异域”寻觅，在包孕万家的儒家学说的众多派别中自有疗救的方案。经过干余年的儒化，这套由科举制为外在体现的儒家意识形态已完全内化于中国人的心理深层，从而成为回应外部世界挑战的巨大的心理障碍。这样，在与外部世界交往时，中国就很难随形势而变化政策，而处处显得迟钝与僵硬。
中国前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一样，同样存在一定程度的可现代化因素，但是，这些积极因素同样因经济结构的制度性缺陷而被吞噬。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具有私人契约关系的土地与劳动力交换的活动一直十分活跃。一般而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不严重，官营工商业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也不占主要地位，而个人则享有流动性的选择职业的自由。然而，与这些可现代化因素相比，中国前现代社会经济结构中的障碍性因素则更为强大。首先，19世纪中叶之际，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与微弱的商品关系相比，自然经济占决定性优势。其次，中国人的商品经济活动只限于一般的手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简单交换，几乎不存在以大机械为动力的制造业与加工业。再次，可以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起调节作用的国家，几乎不干预经济行为，也缺乏外贸观念，无法承担起经济起步所必须的资源征集和建立经济组织以及建立与外部世界经济联系的责任，使得分散的商业力量无从集中。因此经济结构中若干积极因素不能拓展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扩大在新质的基础上的生产规模；如果说在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尚存在若干合理的成份，那么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结构则基本发挥着阻滞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作用。中国的儒家学说是一套极其复杂的、探究有关人与宇宙、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庞大的思想体系。根据近30年中国现代新儒家及西方中国学学者对儒家典籍的选择，儒家学说中蕴含着某些与现代社会毫不冲突的可现代化因素。例如：对人之终极理想的追求，对违反人之终极追求的现存社会现象的反抗等等；更重要的是在孔孟、朱熹的思想中还有着对人之主体生命的高度敬意和对人之自由意志的肯定，这与西方近世推动过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教精神有某种程度的相似。然而事实上，作为长期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支柱的儒家学说在近代与西方文明相遇时，却节节败退，逐渐丧失了统合社会的功用。尤其发人深省的是，乍看起来似乎与现代民主政治并不矛盾的儒家民本思想始终未能促成向尊重公民自由的现代民主制度的转换。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相脱节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基本上是发挥着维系等级森严的君主专制制度作用，其现实导向具有强烈的权威主义色彩，直接排斥与现代契约关系相联的个人主动精神与公民意识的培育和成长。
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基本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水平，构成了中国前现代社会的基础。当1840年中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西方侵略和价值观念的冲击时，中国面临着艰难的抉择，这就是如何根据急剧变化的形势，适时改革中国现存的社会结构，进行大规模的制度创新和观念变革，重新汇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资源，使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在冲突中走向新的融合，从而推动中国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然而当时的中国统治者与绝大部分士大夫却被动地、消极地试图以微小的、局部的政策调整来摆脱中国的危机，选择的是尽量缩小变革规模的道路，结果使中国的转变更充满曲折和动荡，造成中国社会转型进程的跌宕起伏。
二、重建政治共同体的困厄
根据衡量一个社会现代性的强弱的具体指标，即工业化、都市化、识字率、现代契约关系、社会流动性和政治制度化来分析1840年后的中国社会变迁，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在大约100年的时间内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自1840—1911年，历经72年的变迁，中国已从一个典型的传统社会向具有现代色彩的新式民族国家过渡。自1911年中华民国创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期间的急剧变动甚至更大。因社会转型所引发的国内与国际矛盾的激烈冲突，演化为各种政治力量的新的组合和分裂。与现代观念散播的同时，新的经济势力和社会力量也急剧增长，而传统的政治、经济结构与观念文化绝不妥协地对新生事物的激烈反抗，使得中国的变革波谲云诡，一波三折。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第一阶段大约历经72年，中间经过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其特征是消极、被动地被纳入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之中。
第一时期：1840一1860年，面临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中国试图在不变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运用传统政治、军事、经济资源进行全面抵抗，但反而遭受到更大耻辱与失败。在大约20年的时间内，中国历经西方列强强加的两次鸦片战争，丧失了大片国土，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向列强提供片面最惠国待遇，在民族危机不断加剧的险恶形势下，清廷统治者不思变革，终于爆发了长达14年的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彻底暴露了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弊端及清廷统治者的麻木与愚昧。
第二时期，1860年左右一19世纪末，随着西方军事、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在中国的急剧增长。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了裂变，出现了试图在保存中国传统内核前提下的变革运动。这个时期的变革主体是受西方侵略刺激而图谋改弦更张的清廷开明人士和与西方有联系的部分士大夫与新兴商人。但由于清廷最高统治者抗拒进行制度性的重大创新，严重影响了中国转变的规模和速度，在强大的西方压力下，不仅未能恢复中国昔日的国威，走上富强之道，反而进一步走向衰落。
严格地说，中国的变革始于19世纪60年代。在西方的刺激和压力下，清廷开始寻求变革，首先是在1860年创立处理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继之，由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倔起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了旨在寻求富强的洋务运动，开办了一批现代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这是中国工业化的最早基地。稍后，一批与官府有密切联系的士绅转而兴办有官府背景的民用企业，中国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早期民族资本家和从农民转化而来的近代工人。这样，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饶有兴味的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崛起的湘、淮军势力是最早与西方接触并表示愿意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的社会力量，而中央政权则受到观念、利益等的限制，对变革表现出很大的消极性，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逐渐丧失对国内的控制能力，导致地方势力的急剧膨胀，这些地方势力，在很大程度上又的确是湘、淮军势力的延续。这个时期的变革的中心内容是引进西方的军、民用工业技术，即所谓“器物层次”上的变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体现着调整但不动摇传统这种指导性的变革思想，即被迫承认中国传统不能解决器物层次的进步，尽管它仍是“中国中心论”的一种变种。由于中国传统势力的极其强大，企图变革的、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士大夫阶层试图在“托古改制”的旗号下，悄悄进行一场融汇中国传统与近代西方思想的制度变革，企图从器物层次的变革向制度层次的变革迈出一步。然而这一步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有可能彻底动摇中国社会的旧有结构。中国守旧的统治者对此进行全面反抗，扼杀了这次变革。百日维新失败的深远意义，也许是变革推动者与扼杀者都未能充分预见的——中国试图走日本道路的希望与机会就此彻底丧失了。
第三时期：大约从20世纪初到1911年清王朝崩溃、中华民国创立。戊戌变法在血泊中被扼杀并没有使清王朝走向中兴，相反中国向恶性方向急剧发展。义和团运动的彻底失败使清廷的最后一点自尊和傲慢完全被卑怯、投降所替代，庚子协定极大地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