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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胡风）同志谈方志敏给鲁迅信的情
况》，文刊1980年第6期《鲁迅研究动态》。
鲁迅与杨杏佛合影可见他（指杨杏佛/编者）当时是清醒的，首先掩护了自己的孩子。……就说动物罢，也有动物的本性，临难时也先救护幼小者。有后代，就是有将来！……能够如此，也是不容易的。
今天蔡先生是去的（指蔡元培先生去参加杨杏佛送殓仪式/编者），他很悲哀。……打死杨杏佛，原是对于孙夫人（指宋庆龄/编者）和蔡先生的警告，但他们两人是坚决的。季（指许寿裳/编者）也去的。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就没有去；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远远听见了这样慢的轻的脚步声，我已经知道你了。”
·与杨之华的谈话，录自文尹（杨之华）《回忆敬爱
的导师——鲁迅先生》，文刊1937年2月10日巴
黎《救国时报》，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8辑。
呜呼，我非不知银行之可以发财也（指马寅初，时马任中国银行总长/编者），其如道不同不相为谋也。
你们一面请马寅初写字，一面要我做序，真是一视同仁，不加分别。
·与陈梦韶的谈话，录自陈梦韶《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文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4辑。
■军事
“啸聚绿林而难于得适宜之地，我看黄埔要算最好的了。”
·与李秉中的谈话，录自荣太之《从李秉中致鲁迅的信看他与鲁迅的交往》，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11辑。
广州黄埔军校校门。1927年4月8日，鲁迅曾在该校作《革命时代的文学》的讲演。
纽军长（名字不详/编者）是留学日本学陆军的。回国后在黎元洪手下当军长，后来被袁世凯买通了他的卫兵将他打死。辛亥革命后第二年，我到南京教育部任职，遇到我在陆师学堂的同学谢西元、歪了头，说是到南京政府来告状的。他本来是纽军长手下的一个营长，有一天，听见纽军长屋里有枪声，他就跑进去看，遇见军长的卫兵，问出什么事，卫兵也不答话，举起刀来就是一刀。他见势不妙，回头就跑，另一个卫兵对他放了一枪，子弹从后腰进，前面穿出，他跌倒在地。他自己的卫兵赶到，把他抬回营房，这时军需官赶到，说“纽军长的卫队哗变，军长已被杀”，赶紧把他送进医院。卫兵砍的一刀正砍在他的颈上，幸好有硬肩章挡着，没有砍得太深，结果头就变歪了。他见了我说：“是来告状的，你看把我杀得这样子，杀纽军长和我的凶手，我都认得。”
·与周建人的谈话，录自周建人《回忆鲁迅片
断》文刊1979年第3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中国人的国民性
在中国，没有日本那样的国家观念，儒教在现在的中国，也没有何等的感化力，而且代替儒教的何种宗教也没有，中国的民众，在这种意义上，思想的何种依据都没有的。
·与本间久雄的谈话，录自张杰著，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1年9月版《鲁迅：域外的接近与接受》，本间久
雄《鲁迅的故事》刊于1932年4月9日《朝日新闻》。
“老板，你也晓得的那位爱罗先珂曾经说得好：‘日本人很听从，遵守上头的人所说的话语，官吏尤其是这样，所以，是一个最便于施行政治的国度。中国人却恰好相反，对于人家说的话语，首先就加以怀疑。尤其是官吏所说的话，是颇为靠不住的。所以，中国乃是个最难于施行政治的国度。’
“我也觉得，这是实在情形。
“例如长官对一个警察说：这是一个恶人，（对于日本人，不管他是否一个罪人，只要被警察署叫去审问过一回，似乎就已经决定他是一个罪人；因此，一个给警察捉去了的人，就光是这一点，也已经可以完全决定他是一个坏人。）那么，警察的自我意识就完全不会活动。不，应该说是：他不会使自我意识活动起来去研究那个人。他只是跟长官所说的一般地把这个人决定为坏人而加以处理。这似乎是在把长官的话不折不扣地完全相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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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节：中国人的国民性
作者： 吴作桥
“在中国则完全相反。虽然长官说这是个罪人，是个极坏的人；但人家决不会相信他的说话。虽然因为是长官的命令，所以要把他当作罪人来处理；但他一定会让自我意识活动起来，一定有着别的看法。
“他一定会有着自己的见解，譬如：这个人为什么是个罪人？为什么是个极坏的人？这总不像是一个罪人，也不能把他认作一个坏人之类。
“这就是日本易于完成其统一，中国却难于统一的大原因。”
·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内山完造《忆鲁迅先
生》，文刊1936年11月15日《作家》第2卷第2号，
转自四川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大先生鲁迅》。
日本有“心中”（即情死）这样的事，日本人就有这种锲而不舍的气质，这正是日本人值得羡慕的地方。中国人没有这样的东西。不管碰到什么事，都是无所谓。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只要不改掉，最终都不能使中国出现新面貌。
·在病榻上留下的话，录自《岛琦藤村谈鲁迅》，文刊1994年第7期《鲁迅研究月刊》。
老板，我反对，是非常悲观的。
老板，此番我睡了三个月（指1936年6—8月份鲁迅卧病/编者），细细想过了。
中国四万万的民众，害着一种毛病。病源就是那个马马虎虎。
就是那随它怎么都行的不认真的态度。
然而，弄到现在这样的不认真，其中当然是有该同情和该愤慨的距离的。
不过，要肯写现在的不认真的生活态度，却是不可能的。
于是我又想到日本的八千万人民。
日本人长处，是不拘何事，对付一件事，真是照字面直解的（拼命）来干的那一种认真的态度。
虽然我看得很清楚，最近的倾向有点相反，然而纵令现在有这样相反的倾向也罢，而其成就到今日的事实，却是不能否定的。
那认真是应该承认的，我把两国人民比较了一下。中国把日本全部排斥都行，可是只有那认真却几乎排斥不得。无论有什么事，那一点是非学习不可的。
我说，等我的病好起来，大概那时机也该到了吧。
这一点我一定要说的。
·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内山完造《鲁迅先
生》，文刊1936年11月号《译文》第2卷第3期）。
一个名词归化中国，不久就弄成一团糟。伟人，先前是算好称呼的，现在则受之者已等于被骂；学者和教授，前两三年还是干净的名称；自爱者闻文学家之称而逃，今年已经开始了第一步。但是，世界上真的没有实在的伟人，实在的学者和教授，实在的文学家吗？并不然，只有中国是例外。
·与唐的谈话，录自唐著，上海文艺
出版社1979年版《回忆·书简·散记》。
“中国人喜欢捧，所以对黄河也是不用挖而用捧的手段去决堤坝来对付，哪知河道是不喜欢捧的，结果河底高于城墙，一旦水势猛烈，尽成泽国。”
·与杨霁云的谈话，录自杨霁云《琐忆鲁迅》，文刊1936年12月5日上海《逸经》半月刊。
■世态
“老板，如果想要晓得自由人的标本的话，那只要知道帝王的生活就行。那才十分自由呢！”
·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内山完造《忆鲁迅先生》，文刊1936年11月15日《作家》，转自四川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大先生鲁迅》。
“真理是一双鞋，每个人都可找着他适合爱穿的鞋子。”
·与章衣萍的谈话，录自章衣萍《秋冬的信》，文收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窗下·枕上·风中随笔》。
老板，对本国人扯的谎，是罪恶，不过从外国受到强大压迫的时候，对那压迫者扯的谎，却决不是不道德的。
·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内山完造《鲁迅先
生》，文收1936年11月号《译文》第2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