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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议略论》而写的。赫德、威妥玛称：“外国所有之方便，民均可学而得，中国原有之好处，可留而遵。
外国之方便者不一而足，如水陆舟车、工织器具、寄信电机、银钱式样、军火兵法等，均极精妙，国民两沾其益。
“”各省开设铁道、飞线以及五金、煤炭各厂“，”虽谓于外国有益，实于中国更有益“①。清廷将赫德、威妥玛的议
论说贴发交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地方督抚讨论，并令妥议一折，以”预为筹画“。左宗棠恰是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提出创
办福州船政局的主张，认为”现在借新法自强之论既发之威妥玛、赫德，则我设局开厂，彼虽未与其议，当亦无词阻挠
“。②而他对外人觊觎已久的电线等事宜则不主张仿行。江西巡抚刘坤一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他指出：”造船、军
火、兵法各事，自可斟酌仿行。轮车、电机，益令彼之声息易通，我之隘阻尽失，以中国之贸迁驿传固无倾此，而地势
物力均所不能，断不可从其所请。“③同治六年（1867年），左宗棠致函总理衙门谈及铁路问题。他说：”至铁路原因
火轮车而设，外国造铁路，抽火车之税，利归国家，我无火车，顾安用此。应宝时七不可之说，此间未曾见过，如复议
及，自可据此驳之，大抵西洋各国争新斗奇，因此为利，我如立意不行，或以民情不便，或以事多窒碍为词，彼亦不能
强也。“①显然，此时左宗棠既不打算自筑铁路，又强烈反对外国在华修建铁路的图谋。还在左宗棠写这份致总理衙门
函的四年前，江苏巡抚李鸿章即对英、法、美三国要求筑苏州至上海铁路一事加以抵制。他指出：”三国所凯觎者，在
苏州未通商地方，竟以开路为主，其用意似有深浅之殊，其关系亦有轻重之别“，因此，”万难允许“。②同治四年，
英国又想修建沪淞铁路，被上海道员应宝时以”七不可“予以回绝。李鸿章也认为：”铁路费烦事巨，变易山川“，”
断不能允“。③可见，在 19 世纪 60 年代洋务派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的议事日程中，虽附带有兴办与国计民生有关的民
用企业的意图，但因外国势力易插足于民用企业，特别是列强对电报业和铁路的觊觎，更使洋务派加以担心。在这种情
况下，民用企业的进程只能向后推延了。
然而，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洋务派在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海陆军的过程中，遇到了资金拮据、后勤供
应不足、燃料短缺以及缺乏或没有运输、电讯等事业相配合的困难，于是他们感到仅仅“求强”是不行的，从而把注意
力转向“求富”，便从新式民用企业的创办入手，洋务运动转入“求
②《海防档》（丁），《电线》，第 1册，第 5、10页。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页一七至一八。
②《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70 页。
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一，页四四。
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九，页五四。
②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 1册，第 4页，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③《海防档》（下），《电线》，第 1册，第 8页。
富“阶段。洋务派的”求强“观和创办军事工业的主张恰促成了兴办近代民用企业的主张和”求富“观的出现。
创办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轮船招商局是中国近代第一家官督商办的近代民用企业。它的创办与清朝统治集团
围绕着是否继续制造轮船的争论有着密切的关联。
这场争论是因内阁学士宋晋奏请停办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的造船工程而引起的。宋晋是顽固派的一个著名代
表人物。他在咸丰六年（1856年）
任光禄寺卿、署理礼部左侍郎时，曾向清廷建议雇用外国轮船来配合清军进攻太平军。咸丰十一年（1861年），他
又为镇压太平天国，疏请扩大曾国藩的兵权，并请求提升左宗棠、沈葆桢等人。当曾、左等人在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大
举兴办洋务之时，宋晋又视西方的科学技术、机器生产为洪水猛兽，竭力加以抵制，主张恪守祖训，注重礼义道德，维
护纲常名教。同治十年十二月十四日（1872年 1月 23 日），他向清廷上奏说：福州船政局连年制造轮船，经费已拨用
四五百万两，“糜费太重”。他认为，如果说造船是将用以“制夷”，现在中外早已经议和了，因此“不必为此猜嫌之
举”。他把福州船政局说得一无是处，即便是造了一些船，但真的用于同外国在海上交锋，也断不如各国轮船之便利，
“名为远谋，实同虚耗”。他还说江南制造总局造船的情况与福州船政局相同，建议将两处轮船局厂“暂行停止”①。
清廷收到宋晋的奏折后，觉得也有些道理，假如福州船政局与江南制造总局的造船情况果真像宋晋所说的是“徒费
帑金，未操胜算”，那么也只好“迅速变通”，停止造船了。清廷将宋晋的奏折发交地方官员讨论。福州将军兼署闽浙
总督文煜、福建巡抚王凯泰倾向于宋晋的观点。他们于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九日（1872年 3月 17 日）上奏称：福州船政
局用款已超过原来的预算，现在虽造成六艘轮船，但“与外洋兵船较之尚多不及，以之御侮实未敢谓确有把握”。因此，
他们主张“将闽省轮船局暂行停止以节帑金”①。
而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一批洋务派官员则反对宋晋停止造船的奏请。两江总督曾国藩于同治十一年
正月二十八日（1872年 3月 7日）
致函总理衙门说：“铁厂之开，韧于少荃；轮船之造，始于季皋；沪局造船，则由国藩推而行之。非不知需费之巨，
成事之难，特以中国欲图自强，不得不于船只炮械、练兵演阵入手，初非漫然一试也。”②陕甘总督左宗棠见到宋晋、
文煜等人停止造船的奏议后，怒不可遏，拍案而起，立即于三月二十五日（5 月2 日）上奏指出：“制造轮船，实中国
自强要著”，其目的是“师其长以制之”。他驳斥了宋晋那种认为中国所造之船不如外国兵船，因此中国不必造船的谬
论，强调制造轮船“为沿海断不容已之举，此事实国家断不可少之事。若如言者所云，即行停止，无论停止制造，彼族
得据购雇之永利，国家旋失自强之远图，隳军实而长寇仇，殊为失算”。③四月初一日（5 月 7日），船政大臣沈葆桢
上奏力驳宋晋的非难，他指出宋晋以制造轮船为“猜嫌之举”，有碍同西方列强“和议”，那么就应该尽撤藩篱，甚至
水陆各营
①《同治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内阁学士未晋片》，《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5册，第 105—106 页。
①《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九日文煜等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5册，第 107—108 页。
②《海防档》（乙），《福州船厂》，第 1册，第 325页。
③《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左宗棠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5册，第 110—113 页。
也必须全部解散而后可。他论述了自造轮船的“未雨绸缪”目的，比较了轮船与沙船的优劣，认为“沙船自沪达津
以月计，轮船自沪达津以日计”，建议船政局解决“费无从出”的一条出路为“间造商船未尝不可，亦不患领者之无人”
①。五月十五日（6 月 20 日），直隶总督李鸿章也上奏指出：“窈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
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
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
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此停止轮船之议所由起也。”
他不同意停止造船之说，认为“苟或停止，则前功尽弃，后效难图，而所费之项转成虚糜，不独贻笑外人，亦且浸长寇
志”。接着，李鸿章进一步论述了船政局的经营问题，并由此而提出了“间造商船，以资华商领雇”的建议，认为“中
国殷商每不愿与官交涉，且各口岸轮船生意己被洋商占尽，华商领官船另树一帜，洋人势必挟重资以倾夺，则须华商自
立公司，自建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