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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疆臣如左宗棠、李鸿章等，皆能深明其理，坚持其说，时于奏牍中详陈之。上
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机器局，由京营拣派兵弁前往学习；近日左宗棠亦请在闽设立艺局，选少年颖悟子弟，延聘洋人教
以语言、文字、算法、画法，以为将来制造轮船机器之本。由此以观，是西学之不可不急为肄习也，固非臣等数人之私
见矣。”③奕䜣所谓京营拣派兵弁往江南制造总局学习一事，是指北京神机营在训练威远队时需洋枪洋炮，派人到上海
学此技术。这同福州船政学堂聘外国教师传习西方科技是有着明显差别的。但奕䜣把福州船政学堂的设立与“采西学”
相提并论，且视此为“自强之道”，这是符合实际的。因此，左宗棠积极倡导“采西学”，并身体力行地率先忖诸于实
践，这正是他的独到之处。
左宗棠“求强”与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的主张，确为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具有开拓性意义的积极作用，福州
船政局等一批近代军事工业的兴办，实开中国早期近代化运动之先河。尤为可贵的是，左宗棠在晚年能够在总结以往经
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他的“求强”思想。
光绪十一年（1885年），担任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的左宗棠上奏总结了以往的造船情况，他说：同治五年奏设
船政，于福建仿造外国兵船，甫蒙俞允。即拜西征之命，一切制造，经历任船政大臣斟酌办理，不敢耗费财力。所制各
船，多仿半兵半商旧式，近年虽造铁胁快船，较旧式稍利，然仿之外洋铁甲，仍觉强弱悬殊。船中枪炮概系购配外洋，
兵船所用又有多寡利钝之分，所以夷衅一开，皆谓水战不足恃也。
左宗棠作为福州船政局的创办者，并不因仿造轮船的式样陈旧而掩掩遮遮，他主张迎头追赶西方的先进造船制炮技
术，建议拓增船炮大厂，“以图久远”。他指出：攘夷之策，断宜先战后和，修战之备，不可因陋就简，彼挟所长以凌
我，我必谋所以制之。？？如能筹得二三百万金，矿、炮并举，不惟炮可自制，推之铁甲兵船与夫火车铁路，一切大政
皆可次第举办，较向外洋购买，终岁以银易铁，得失显然。？？此次法夷犯顺，游弋重洋，不过恃其船坚炮利，而我以
船炮悬殊之故，匪独不能海上交绥，即台湾数百里水程，亦苦难于渡涉。及时开厂制办，补牢顾犬，已觉其迟。若更畏
难惜费，不思振作，何以谋自强而息外患耶！穆源铁矿，臣接见闽省官绅，均谓便于开采，似应委员试办，并拓马江船
厂兴工铸炮。臣又闻江南徐州铁矿，矿苗之旺甲五大洲，若能筹款开办，即于吴楚交界之处，择要设立船政炮厂，专造
铁甲兵船、后膛巨炮，实国家武备第一要义！
这不仅表明左宗棠举办洋务的认识比 60 年代深入了一步，同时也反映了军事工业对民用企业的创办确实起到了积
极的促进作用。左宗棠还说：臣老矣，无深谋至计可分圣主忧劳，目睹时艰，不胜愧愤。惟念开铁矿、制船炮各节事虽
重大，实系刻不容缓，理合请旨敕下内外臣工迅速妥议具奏，伏乞寝衷独断，期于必行，天下幸甚！①左宗棠的这份上
奏，实揭开了晚清第二次“海防之议”的帷幕。清廷在“上谕”中称：“现在和局虽定，海防不可稍驰，亟宜切实筹办
善后，为久
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六，页四四。
远可恃之计。前据左宗棠奏，请旨敕议拓增船炮大厂，昨据李鸿章奏，仿照西法创设武备学堂各一折，规画周详，
均为当务之急。自海上有事以来，法国恃其船坚炮利，横行无忌。我之筹画备御，亦尝开立船厂，创立水师；而造船不
坚，制器不备，选将不精，筹费不广。？？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①可见清廷不仅采纳了左
宗棠”请旨敕议“的建议，还提出了”大治水师“的海防新目标。左宗棠的”求强“思想正是在近代反对外国侵略的斗
争中得以升华。
①《光绪十一年五月初九日上谕》，《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2册，第 559—560 页。
二、“求富”观与兴办近代民用企业的主张
左宗棠在 19 世纪 60 年代主张创办福州船政局的过程中，初步接触到与兴办民用企业有关的问题。同治五年（1866
年）二三月间，他在班师由粤回闽途中，亲眼看到民间“瘠苦特甚”的境况，认为“厚生之道，亟应讲求也”。他着重
指出：“漳、泉、兴化，地皆濒海，居民以海为田，除渔船一项外，多置船为经商之计。近自番舶西来，受载多而行驶
速，内地船商之利，遂被侵夺无遗。昔之海拗有船数十者，近则只存数号而已。”①因此，他在两个多月后所上《拟购
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中主张“以设局急造轮船”的办法扭转滨海商人“阛阓萧条”、“变为窭人”局
面，提出“以新造轮船运漕，而以雇沙船之价给之，漕务毕则听受商雇，薄取其值”的建议，并强调“更添机器，触类
旁通，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②接着，他在《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中
指出：“轮车机器、造铁机器，皆从造船机器生出，如能造船，则由此推广制作，无所不可。”③在左宗棠提出上述主
张 8个多月前，李鸿章在《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中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李鸿章说：“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
资，自强之本。？？抑臣尤有所陈者，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
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仍不外乎机括之牵引，轮齿之相推、相压，一动而全体俱动，其形象固显然可见，
其理与法亦确然可解。惟其先，华洋隔绝，虽中土机巧之士，莫由凿空而谈。逮其久，风气渐开，凡人心智慧之同，且
将自发其覆。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④可见，洋务派在
倡导创办军事工业的同时，也注意到“有适民生日用者”或“有稗民生日用”的问题。只是由于他们把军事工业放在头
等重要的位置上，还来不及兴办民用企业。但以军事工业的创办来带动民用企业的设想毕竟出现了。
有论者或以左宗棠曾有反对架电线和筑铁路等言论，论证左宗棠在兴办民用企业过程中的消极作用。其实这是一个
误解。如果把左宗棠的有关言论能与其提出的背景和洋务派的普遍看法联系起来考察，可以发现左宗棠是别有一番用意
的，即抵制列强对中国电报业和铁路的染指。
左宗棠在同治五年的《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中谈到了机器制造的长处后，接着说：“其信线一种，则运思巧而不
适于用，安置数十里之远，无人常川监护，则机牙易坏，徒增烦扰，非民间所宜，非官所能强。上年臣过福州时，美里
登曾申前请，臣以此谢之，给以价值，收其器具，现尚存福州府库也。此外奇巧之器甚多，然皆美观而不适于用，亦玩
艺而已。”①从这段话字面上的意思来看，左宗棠是反对包括电线在内的“奇巧之器”的。然而，左宗棠发此议论是有
所指的。其一，福建税务司英人美里登于同治三年“请自福州口南台河边到罗星塔一带架设电线”，遭到清政府拒绝。
①《恭报回省日期及沿途察看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16 页。
②《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60 —62页。
③《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69 页。
①《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69 页。
总理衙门大臣奕䜣等人认为：“倘任其安置飞线，是地隔数千里之遥，一切事件，中国公文尚未递到，彼已先得消
息，办事倍形掣肘。且该线偶值损坏，必归咎于官民不为保护，又必丛生枝节。”②左宗棠对美里登申请架设电线予以
婉拒，与总理衙门的态度是一致的。其二，左宗棠的《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是针对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和威妥玛的
《新议略论》而写的。赫德、威妥玛称：“外国所有之方便，民均可学而得，中国原有之好处，可留而遵。
外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