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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玛丽明白这一点，因为我经常注意到，每当我们在路上碰到一个残疾人时，玛丽就会偷偷地看看我。有一次，她想把车停到一个已经转为供残疾人停车用的车位时，她神经质地笑起来。“噢！”她马上把车倒回来，“我们当然不需要这个。”
一开头，我和菲力都发誓，要尽可能一起过正常的生活。“尽可能正常”──这是一句毫无意义的圣歌，只要我一不小心被地板上的玩具绊倒，我就会对苔莎大吼起来，事后又花十分钟时间向她道歉，接着又是一小时的辩论，正常人是否会绊倒在这些东西上面。有一次，为了忘记所有这一切，我们到海边去度假，但我满脑子想的还是病情。望着拍岸的海浪，我不禁大声问菲力，我是否有一天也会像海草那样衰弱，像螃蟹那样僵硬。
同时，菲力也经常翻出他的旧教科书读起来，并且留意每一篇有关多发性硬化症的医学论文。然后他沮丧地发现自己的医学训练尚不足以理解这种病因，这种病只是被描述为“病因未明的”、“变化很大的”、“不可预测的”和“无特殊疗法的”。他出席有关神经障碍的医学会议。有一次还带我去参加一个多发性硬化症互助会，但我们一看到轮椅就赶紧跑回来了。他给我做他所谓的“每周安全检查”，测定我的反应，检查我四肢的力量。我们甚至还搬到一个带游泳池的房子去住，这样我就每天都能够做肌肉训练。但我们谁也没提起这样一个事实，这屋子是平房，没几级扶梯，有一个宽阔的走廊，哪一天有必要的话，轮椅可以长驱直入。
我们用暗语说话，仿佛我们同属一个秘密教派，正在寻找一种治疗方式，或我们可以观察到的症状类型，或是寻求解脱持续不断的忧虑的办法。最后，我们学会了不谈未来，既不提最坏的可能，也不提渺茫的希望。我们也不沉湎于过去，不去追究造成眼前这一切的原因究竟是病毒感染，还是遗传因素。我们只关心此时此刻，克服生活中小小的一个烦恼，都使我们有胜利之感──训练苔莎坐便盆啦、纠正付款单的错误啦、找出汽车换档时嘎嘎作响的原因啦，所有这一切成了我们的日常事务，成了变动不居的生活中唯一可以把握的东西。
所以我实在不能责备菲力装作一切都正常的样子。我所需要的超过了他所能办到的。眼下，我不能告诉他我真正感觉到的东西。我只知道，每天早上我总是从惊恐中醒来，恐怕在我睡着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有几天，我老是为丢了一颗纽扣什么的小事而整天心神不定，老是觉得非把它找回来，我的生活才能恢复正常。有几天，仅仅是因为菲力漏买了购物清单上的一样小东西，我就会认为他是世上最不体贴的男人。还有几天，我按颜色分门别类整理我的内衣抽屉，好像这样就能排遣烦恼似的。那些天真是糟透了。
感觉比较好的几天，我会记得我是幸运的──这幸运是用新的标准来衡量的。在过去的七年中，我只有过一次大的“发作”，也就是说，我现在很容易失去平衡，尤其是在我心情烦躁或忙乱的时候。但是我还会走路，还会倒垃圾。有时，我还真的能忘记几小时，甚至差不多一整天。当然，最糟的是只要我一想起来──常常是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我就会觉得我是生活在地狱的边缘，介于生死之间。
这种微妙的平衡总是威胁到我去看我母亲时的精神状态，因为它总是使人想起一件最糟的事情：我得了这种可怕的病，而我母亲一直蒙在鼓里。
我本来是想告诉她的，有好几次我已经计划这么做了。在我第一次检查出病情时，我说：“妈，你知道我跟你讲过我的腿有点小毛病，还好，感谢上帝，结果不是癌，而是──”
没等我说完，她就跟我讲，她的一个顾客前不久刚刚得癌症去世，他受了多久的罪，他家订了多少个花圈。
“我老早就看出来了，他的脸上长了那种痣，”她说，“我跟他讲，去看医生吧。他说，没问题，是老年斑──不要紧的。他死的时候，鼻子和脸全烂光了！”然后她严肃地警告我：“所以你得小心哪。”
克利奥出生的时候，我和她都平安无事，我又想跟我母亲讲起我的病情。可她马上打断了我，怀念起我的父亲来，说他没能见到他的外孙女。然后她又没完没了地唠叨起来，说我父亲不该那样短命。
我父亲死于胃癌，当时我才十四岁。多年来，我母亲一直在寻找病因，好像一开头找到病因，她就能免除这场悲剧似的。
“他是一个多好的好人哪，”我母亲叹息道，“怎么会死呢？”
有时她把这归于上帝的意旨，只不过做了牵强附会的解释。她说，一定是我父亲做了牧师的缘故。“他倾听每一个人的怨言，”她说，“他把这些怨言全吞了下去，结果自。倒病了。唉！应该①给他换个工作。”
①原文用汉语拼音。──译注。
应该是我母亲的口头禅。应该也就意味着她本来应该改变命运的方向，应该阻止灾难的发生。对我来说，应该则意味着我母亲一辈子都生活在悔恨之中，永无安宁之日。
我母亲为我父亲的死因找得越多，她的悔恨也与日俱增。有一次，她把它归之于环境原因──为我们家厨房重装电线的电工当时已经得病。“他把病根装进我们家里了，”她宣称，“千真万确。我刚打听到那电工也是得癌症死的。当时应该换个人来装修。”
另外还有一种迷信，我后来把它看作她的九个厄运的说法。她说，她听人说过如果有八件坏事同时落到一个人头上，那么这个人命中注定非死不可。如果你事先没识破，来不及阻止这八件事发生，那么第九件事总是致命的。于是她总要琢磨究竟会是哪八件坏事，她应该怎样警觉，及时识破它们。
如今，听她各种各样的假设，宗教、医学和迷信与她的自己的信念全都搅在一起，简直要使我发疯了。她不相信其他人的逻辑──对她来说，逻辑不过是对于悲剧、错误和事故的一种狡猾的借口。对我母亲来说，没有什么偶然的事情。她简直就是弗洛伊德的中国翻版，或者更糟。任何事情都是有原因的，任何事情都是可以避免的。比方说，上次我到她那儿去，不小心碰落了我父亲的遗像，打碎了玻璃镜框。我母亲捡起碎片，嘀咕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我开始以为她不过就这样说说罢了，但她接着就问我，“你知道吗？”
“那是碰巧的，”我说，“我的胳膊不小心碰了它一下。”但她的问题也使我的脑子很快转起来，我的笨手笨脚是否说明我的病情正在严重起来呢？对我的病情发表一大套理论，这病是什么引起的呀，她本应该干这干那来防止这病的发生呀。我不想让她来提醒我。
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那么久，我至今还没有告诉她这个事实似乎使病情加重了十倍。每当看到她，听到她的声音，我总是想到这一点。
玛丽知道这些情况，这就是我对她生气的原因──不是因为她不小心说漏了嘴，把我的病情透露出去了，而是因为她告诉了她母亲，我的海伦舅妈。
“我不得不告诉她，”她不以为然地向我解释道，“她常跟我说，告诉珍珠，多去看看她母亲，才不过一个钟头的车程呀。告诉珍珠，应该邀请她母亲搬来和她住在一起，别让她母亲太孤单了。最后，我跟我妈说，我不能让你知道那些事情。于是她就问干吗不？”玛丽耸耸肩。“你知道我妈就是这么个人。我不能骗她。当然，我要她发誓不告诉你母亲，我说你自己会告诉她的。”
“我能开车，”我对玛丽说，“可这不是我没邀请我母亲和我住一起的原因。”然后我瞪了她一眼，“你干吗要这么说？”
“她不会说出去的。”玛丽说，“我要她保证过。”然后她又反唇相讥地加了一句，“再说嘛，你早就该告诉你母亲了。”
我和玛丽并没有真的吵起来，但打那以后我们的关系是绝对冷淡下来了。她已经知道她可能对我干下了最蠢的蠢事。因为在这以前她曾经干过一次，那是在九年前，当时我很信任地告诉她我怀孕了。我的头胎流产了，我母亲老是唠叨个不停，问我咖啡喝多少啦，说流产是我跑步引起的啦，菲力应该让我多吃东西啦，等等。所以当我又怀孕时，我决定等到四个月左右的时候再告诉她。但在第三个月上，我犯了个错误，把秘密告诉了玛丽。然后玛丽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