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也爬起来。我房间里总是放着一盆水，就是为这个准备的。我打湿一块粗布当毛巾，然后就洗身体，我一遍又一遍用力地擦着他碰过的地方。洗完后，我就把这盆脏水从窗口泼出去。哗！
第二十章 桌边的四个女儿
还记得艾德娜·冯吗？她常到我们教堂来，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一个当了医生。她在宝宝的订婚晚会上穿了件红衣服。
海伦说，艾德娜刚刚发现她的一个儿子有精神问题。是艾德娜的儿子有问题，不是海伦的。尽管海伦说她总是替弗兰克担心，前途没有把握。可她一听到艾德娜的儿子有问题，心里就好过多了。说到弗兰克，不是说到艾德娜的儿子，她说，“我至少该高兴，不用为我们家里的人操这份心。”
我心里想，这不是高兴，这是一个借口！在中国，人们都喜欢用这种理由，看到人家的痛苦，你就不必再考虑自己的问题了。
你干吗要用这种方式比较？这种思路只会使你感到害怕。你只想到你会失去更多，而不去希望拥有更好的东西。
我要是在中国这么想，就还会待在那儿。因为我看到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过得比我更糟。
比方说在上海，战争结束后，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乞丐，许多是女的，坐在路边。有些人挂着写有她们遭遇的牌子，像广告似的：
这个是被丈夫赶出来的；那个全家在战乱中死光了；这个的丈夫吸上了鸦片，把家产全卖了，连孩子也卖了。
或许有些故事是夸张的。但是你知道我想过什么吗？有一次我对自己说，我宁可去要饭，也要离婚！
我怕了，要是我知道我出走能找到更好的生活，情况就完全两样了。可我没有这种出走的希望。
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了很久。你知道我是怎么决定的吗？我还是想离婚！真的。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让月亮为我作证，对自己发了誓。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也许是顽固吧。我只知道我不能再这样和文福生活下去了。你瞧，我在找到我所渴望的东西以前，早就打定了主意。
我打算先去一趟崇明岛，看看老阿婶和新阿婶，然后就离开。只有这样才说得过去。
但我刚想动身，淡若发高烧了，然后又转为黄疽。接着我也染上了同样的毛病。我想，这病早在我们离开昆明，与胡兰和家国一路同行的时候就染上了。我知道这个，因为家国来过一封信，提到了他们的新居以及他在新职位上取得的成绩。信的末尾，胡兰用孩子气的笔迹写了几个字。她说家国的父母待她很好，她买了张新桌子，漂亮得没法说。最后她说，她身体很好，但最近她一直生病。家国加了句，她人黄得像田里的麦子，瘦得像砍麦子的镰刀。
所以你瞧，我认为这是胡兰吃了长沙的小河蟹的缘故。我们也是吃了这东西而得病的。它一直待在我们肚子里，现在终于发作了。
不管怎么说，淡若得病后，我只得带了一个口信给老阿婶和新阿婶，告诉她们我们去不了的理由。战后，上海和崇明岛之间还没通电话。
过了一星期，我收到了老阿婶的一封回信，是用弊脚的中文写的。像胡兰一样，老阿婶没上过学。她直到长大后才学会写信，所以她的中文不是你学的那种正规的写法。她不知道怎么遣字造句，而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
“你的这位老阿婶，”她写道，“一见那男的站在门口，就担心得要命，差点把信撕成两半。你怎么能说只不过是小毛病，不要紧呢？身体好总是最要紧的，大家的身体都很好，不像缪太太。你可记得她，就是给你和文家做媒的？事情就发生在上个礼拜。她站了一会儿，说是有个苍蝇缠着她，过一会人就躺地上起不来了。真是作孽呀。
后来缪太太的先生下楼去打电话请郎中。他叫呀，叫呀，叫呀，可就是不通！线路全占了！他又是叫呀，叫呀，叫呀。没用。干是他跑出门外，冲一个小孩喊，嗨，快去叫郎中，快，给钱。那孩子就跑去了，像赛马场上的马一样，这是隔壁的女人说的。谁知道郎中干吗拖这么久哪？谁知道他在给谁治病哪？反正不是给我。过了两三个钟头，郎中总算进了缪家大门。你猜他看见什么来着？缪太太正趴在她丈夫身上哭呢，他躺在地上身子已经冷了，死了。你想想看，他是以为老婆死了，给吓死的。她没死，他倒死了，死得不明不白。我告诉你叔叔，所以你要相信我，我们该修修电话了。打仗那会儿，电话不灵了。那会儿你叔叔在厂里，我正想给他打电话呢，可就是不通。这会儿你叔叔说，谁要电话呀？我的身体不大好，他是晓得的。我要是倒地上，不知会怎么样？雯雯，不要为我担心，但你要是来这儿，千万跟你叔叔讲，阿姨说得是，该修修电话了。你要问他，哪个要紧，是电话，还是老婆？我说了，身体最要紧。你快来。要是发冷，就吃点热东西，要是发热，就吃点冷东西。什么时候来写信告诉我。现在我得打住，参加缪先生的葬礼去了。问大家好。”
当我带着淡若终于到达崇明岛的时候，已经过了1946年的新年了。
我已经跟你说过，小时候我的婶婶们是怎么对待我的。所以我一直以为她们不怎么关心我，她们把我看作是讨厌鬼，一个白吃饭的。
我一直以为我对她们也是没有强烈的感情的。我干吗要去？
所以你想想看，当我们的平底船靠近那个岛屿时，我惊讶地发现眼泪刺痛了我的眼睛。我对自己说，这只不过是冷风吹的。但是我一见到她们──叔叔、老阿婶、新阿婶──在码头上向我招手，又是喊又是叫的，“她在那儿！”我才知道不是风吹的。
他们看上去都老了，尤其是老阿婶。她已经失去了早年的那种精明干练。连她那双本来乌黑的眼睛也失去了早年的神采。新阿婶头上生出了好些白发，每笑一下脸上就露出深深的皱纹，就像蜘蛛网似的。叔叔好像是在梦游似的，每走一步人家就要提醒他，“当心！走这儿！”
实际上，我一见到叔叔走路的样子就觉得他和我父亲实在太像了。他们的神志同样恍惚，性格同样懦弱。他们的眼神迟钝，在听取别人的意见时，自己拿不定主意。这使我想到他们俩在这方面总是那么相似。那么多年来，他们只是装出当家的样子，当他们不知道说什么好的时候就大声吼叫，当他们自己害怕的时候就恐吓别人。
老阿婶在我的脸上摸了又摸，跟我说，“哎！哎！瞧你，又白又瘦！这孩子，不会就是你的儿子吧，已经这么大了？”
淡若上前一步，把我买的礼物，几克很珍贵的人参送给老阿婶。
“给您的。”淡若说。他皱了皱眉头，然后想起他该说的话：“祝您长命百岁。”他又皱了皱眉。“身体永远健康。”他又加了句。他又皱了皱眉头，然后转过头来问我：“说完了吗？”我点点头。
老阿婶和新阿婶拍拍他的头，笑着说，“你最近的来信中好像没说起他新年才六岁。怎么可能呢？他聪明得很。瞧瞧他的眼睛，跟小功一个样。”
我不知道是岁月的流逝使她的心肠变软了，还是因为我在生活中吃的苦太多了，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景。
“小功和小高在哪儿？”我问道，“他们肯定有──多大了──十五六岁了吧？”
“一个十九，一个二十！”新阿婶说。
“已经那么大了！他们在干什么？上名牌大学了吗？”
老阿婶和新阿婶互相看看，好像在考虑怎么回答才好。“他们眼下在造船厂干活，就从那条路下去。”小婶婶终于说。
“是在修船，”老阿妹又加了句，“但他们不久就要上大学去读书了。”
“实际上，不是他们自己在修船，”老阿婶说，“他fll把铁带给其他工人。一个装料，另一个推手推车，工作很辛苦的。”
我竭力想象着这个场面，两个被宠坏的孩子现在长大了，在于这么重的苦力活。
“哎，雯雯，你瞧是这么回事，”新阿婶拼命解释，“战乱期间你叔叔的生意很不好。许多机器都烂掉了，又没钱修好，让工厂兴旺起来。所以你瞧我们家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她说，“大树死了，树底下的草也枯了。”
“哎，”我说，“听到这些真叫人心里难受。”
“更难受的你连做梦也想不到。”大婶婶说。她们陪我和淡若在屋子边走了一圈，到了老东角和新西角，给我看看她们说的意思。
大房子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