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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你们，你们不了解我，我是痛苦的；你们了解我，我永生幸福。我要帮助你们了解，我相信你们一定会了解：虽然我有缺点，但我是你们的同志。
“8月15日：思想终日紧张，不断地回忆问题。老想，又想不出什么问题，想得发悃了。看看国家的‘五年计划’思想才活泼起来了。”
“9月14日：从8月16日至9月底，一个半月内，我逐字逐句学习完‘五年计划’温习完中国革命史笔记，读了政治经济学课本，重读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及我国古典小说《儒林外史》。今年还有三个月，应学学文学史，再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看《三国演义》。每天背读古诗一首，三百天背熟唐诗三百首，不是好事吗？坚持就可以学到知识，开始吧！
看来，打发反省难熬的日子就是强迫自己学习。至于查汝强呢？对我不闻不问。
“9月25日：一年容易又秋风，这年的金秋在我眼中，不是天高气爽，而是无边无际的没有一丝游云的板着面孔、寒气阵阵袭人。
“查汝强对我不那么亲切了，爱情迷人的光芒已经消失。难道让我去哀求他回心转意？难道让我用温情去唤醒他？无论在学校、在机关，无论是婚前婚后，从来都是有许多优秀的男青年向我投来爱慕的眼光，我百里挑一地挑选了他，但让我向他低下高傲的头颅，我的心不答应！”
我和查汝强相处的五、六年里，没有吵过嘴，甚至彼此都没有大声嚷嚷地说过话，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没有什么根本矛盾。我对查汝强还是很有感情的，也觉得他是爱我的，更主要的是我爱我的小家，我怕家庭的破裂伤害了两个可爱的小宝宝，想维持好这个家庭。可查汝强已经在政治波浪冲击我不久感情已经动摇，开始倾向那位在向他表示爱慕的女友了。”
1955年12月27日我又记下了这种变化：
张着一双期待的眼，等待你的回答。
“你究竟还爱不爱我？”
无数次了，你只是冷冷地看着我。
远了，远了。
那装满爱的欢乐的小船，
远了，远了。
12月30日，除夕之夜，我独守空房，总希望查汝强回来。楼道地板一响，就以为是查汝强回来了。然而脚步声一次一次从门口消失。
时间像小偷一样，悄悄地来了，又悄悄地走了；像流水一样，一转眼就去得无影无踪。还没脱下棉袄，柳树已经吐出绿芽，1956年的春天就在我的郁闷中来临。
终于我等到了重新参加工作的通知。部长找我谈话，他说：“我看了你的日记，你听了传达周总理报告后很兴奋，看来你的问题不是反革命问题，还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太严重。今后要经常用正确的思想来抑制不正确的思想，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要认识到胡风集团的反革命的性质，要认识胡风文艺思想的资产阶级性质。”我听了这位领导的谈话，很感动，自己终于被理解。1955年年初在日记中曾有如下记载：“今天能听到传达周总理报告，真是幸福，我不会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我要全力为人类的幸福、和平而斗争。”能以这段日记证实我不是反革命嫌疑的这位领导人名叫杨述，他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写了许多论述青年知识分子的文章。30余年后，从他夫人韦君宜的《思痛录》中，方知他曾经在延安也被无辜地打成过特务，遭到“莫须有”之罪。在文化大革命中，杨述又遭到诬陷、批斗、折磨。“四人帮”倒台，他的奇冤得以昭雪，健康却毁了，1980年67岁便离开了人世。
恢复我工作不久，毛承志的问题也搞清楚，不是胡风集团分子，韦君宜同志调他到《文艺学习》当编辑，后来他一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
第九章、冬小麦之歌
冬小麦之歌
野菊花谢了，
我们生长起来了。
冰雪封盖着大地，
我们孕育着丰收。
这首小诗是1956年冬我下乡调查时触景生情之作，是对生命力旺盛的赞赏。1957年初发表在《北京文艺》上。没想到在反右开始后，竟然被批判者定性为北京的《草木篇》，与四川右派流沙河的《草木篇》遥相呼应，都是大毒草。
一、震惊、思索
我从停职反省中走出来继续参加工作，也正是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震惊全世界的大事之时。
1956年2月24日苏联领袖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作了揭露斯大林残害大量战友的秘密报告。报告中说，斯大林大搞对自己的个人崇拜。“赫鲁晓夫列举了大量事实，揭露斯大林‘心胸狭窄，残忍和滥用职权’；斯大林认为有必要逮捕某个人时，总是让人们相信这个人是‘人民的敌人’。”“赫鲁晓夫公布了惊人的数字：‘苏共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一百三十九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九十八人即百分之七十在一九二七—一九三六年被逮捕和处决了！’”“赫鲁晓夫说，斯大林‘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直接受斯大林迫害的苏共党员，多达七十万！”（《反右始末》37、38页）以至苏共干部惶惶不可终日，经济裹足不前、生活贫困等等。这报告像颗原子弹爆炸，在社会主义阵营掀起巨大风暴。
像我这样受党教育对苏联对斯大林极端崇拜的小共产党员的脑海中，也翻滚起惊涛骇浪。我给自己提出了问题？党教育我们要“一边倒”，苏联就是我国的榜样，斯大林是我们崇敬的革命领袖，他怎么成了暴君？斯大林这个偶像在我心中碎了。随之6月至10月发生了以波兰统一工人党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事件，要求面包和自由，要求苏军撤离波兰。10月23日又发生匈牙利事件，学生涌上布达佩斯街头游行示威，声援屡遭迫害的纳吉并被推其为领袖人物。这些不是都说明了社会主义搞个人专制也是要遭到人民的唾弃嘛！斯大林的水晶棺材从红场的地宫中撤出来了，苏联出了电影《解冻》欢呼生活中没有了斯大林。
二、1956年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对斯大林的评价提出“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毛主席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既然毛主席也说对苏联暴露的问题要引以为戒，我国的知识分子一时觉得思想宽松了。有人认为要避免重复苏联的错误，就应该搞“大民主”应该反对个人崇拜，思想界活跃了一阵子。
过了半年，毛主席在1956年11月15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
毛主席说：“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搞好，有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毛泽东选集五卷323页）
阶级斗争的弦又在一步步绷紧。但不少知识分子脑中还没有这根弦。
我的生活、我的命运在1956年左右，随之潮起潮落。
自1955年11月中旬宣布恢复我工作，仍回文艺处后，我不失眠了。精神振作，又开始订学习计划：
日记：…12月18日，七至十年内把自己培养成文艺方面（主要是文学方面）的内行：1，掌握马列主义，2、熟悉文学原理和现实主义原则，3、熟悉文学语言，4、熟悉几种文学形式（文艺批评，诗歌，小说，戏剧，特写）5、读完《文艺学习》杂志上介绍的中外世界名著。＇这计划订到了1965年，但不到两年我就被打成右派，计划落空。
生活像一匹奔驰的骏马，当你稍一凝神，再定睛时，只看见它扬起的灰尘。
五十年后灰尘过去，回顾自己，虽然华发盈头，但基本达到了自己当时计划的要求，这是一颗永远不会死的心在岩石夹缝中求生求知而得的…
1955年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