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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后灰尘过去，回顾自己，虽然华发盈头，但基本达到了自己当时计划的要求，这是一颗永远不会死的心在岩石夹缝中求生求知而得的…
1955年11月30日参加农业合作化办公室工作。＇…
1956年，1月10日今天公私合营进入高潮，15万私营企业的职工和资本家游行，在文化宫联欢庆祝全市全行业合营。报喜队伍来到市委会门前，举着红旗，敲锣打鼓，放着鞭炮来了。市委书记彭真、第二书记刘仁都迎出门来。市委门前，人山人海，连珠鞭炮响彻云天，口号高冲霄汉，男男女女大扭秧歌，旱船狮子穿梭其中，比过年还热闹。当然“过年”怎能与此相比，这是惊天动地的社会主义革命，声声鞭炮送走了私有制，阵阵锣鼓迎来了社会主义。工人们拿着贺喜信交给刘仁同志，向亲爱的党报告革命的胜利；资本家也蜂拥而上，双手献上一面大锦旗，表示他们衷心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个个争相与彭真握手，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有的眼睛里闪着泪花。
为什么他们这样欢欣鼓舞的愿意放弃剥削的生活？世道变了，历史向社会主义奔跑，如洪流不可阻挡。顺者生存，逆者亡命。中国共产党帮助他们掌握自己的命运，党的光芒照到每个角落，他们怎能不高兴。＇
公私合营与三、五反运动不一样，保留了资本家的一定资产和权利，资本家经过三、五反也服服贴贴了。当时我自然也是为党的胜利欢欣鼓舞。
五十年后的今天又如何呢？
四人帮倒台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大踏步，私人企业又得到鼓励和促其发展。也许历史发展的规律最终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难道不令人思索吗？
我和查汝强的家庭生活先是逐步恢复正常。
日记：…1955年8月15：汝强对我很好，对我很温存，他原谅了我在反胡风运动中给他带来的痛苦，对我有笑容了。我们要相爱地永远在一起生活，幸福要创造，不能坐享其成。＇…9月8日，纺织工人歌：我的爱人呀/你努力纺吧/在纺织中表现你的勇敢/晚上我回到家里/拥抱你、吻你/我的爱情像丝一样纯洁/纺吧！/我的爱人。＇我抄写下这首歌词，也表明当时我与查汝强的感情。这个恬静的港湾是属于他和他最爱的家人。
初秋，单位里组织了一次游颐和园，查汝强租了一条小船，载着我们一家四口划向园内偏远的角落，四周静静地，除了青山绿水，就是这条小船。他将小船停在一个小桥洞旁，他一手拥抱着我的肩，一手给戏水嬉笑的儿子小强、小鸿递过香蕉。他还感叹地说：“这里多静，只有我们四个人。”我真切地感到了他还是爱这个小家的，我也感到幸福，爱情随工作一起恢复了，我很珍惜似将失去而又重新得到的幸福。看他经常加夜班，我为他准备了夜宵，把小家收拾干净，经常还插几枝瓶花。周日，我带着两个孩子洗全家的脏衣服…
1956年8月19日汝强性格的确很温柔，从不发脾气。今天我让他送小强回北海幼儿园，他误了单位送孩子的班车，来电话让我再去送小强，我不肯，他也就笑嘻嘻地接受了我的拒绝，一点也没生气，真是个好人。我和他在一起，说良心话，是很幸福的。＇
谁知这只也是昙花一现。
时隔11天，日记中就记下了新的变化：…
9月1日上段日记，字迹尚未变色，情况却大变。原来查对我感情的好转是个假象，在我因胡风问题受冲击，我们感情发生裂痕时，投入他感情中的那棵变异的种子发芽了。＇…
10月15日难道让我去哀求他回心转意，让我用温情唤醒他？唉，不管了，好则好，不好就算了。把自己全部投入事业中吧，从中吸取力量，吸取幸福。昨天北京日报的《骆驼》诗刊创刊号，发表了我的小诗——《在北海》＇
1957年初小诗《冬小麦》，在《北京文艺》上发表。当我正热中于诗趣时，突然遭遇无情的批判。
三、相识冬小麦
1956年11月18日日部里派我参加了农村工作组下乡调查农民生活一年的变化。
当我走在广阔的田野上，极目了望，只见皑皑白雪覆盖大地，虽然树枝早已光秃，野花无从寻觅，但我觉得这个世界很美，白雪在阳光下闪耀着七彩莹光，奉献着数不清的钻石装点这个世界。
走着，走着，忽然看见一片新绿冲破积雪探出头来，直接呼吸着阳光、清风。这是什么？如此高傲，如此勇敢，如此潇洒。看到一位农民，我快步过去问他：“这是什么？”农民看了我一眼说：“你是城里的学生吧？这是冬小麦，秋天撒种，冬天出苗，初夏就可收获。”我又问道：“它怎么不怕冻呢？”农民回答：“这怎么说呢？反正它喜欢雪，雪就象它的棉被，捂着它发芽，它禁得住寒冷，所以我们就叫它冬小麦。经冬的小麦比夏种秋收的麦子吃起来筋刀。”真是大开眼界，曾是五谷不分的我，只晓得啃书本的学生，而且是南方人，在长沙家乡从没有听说过有‘冬小麦’啊！我为冬小麦顽强的生命力感动了。我要用它那种拼搏精神重新努力工作，对党对人民做出贡献。在这次农村调查中，我一定要深入了解情况，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我们接触的农民，青年人交谈直率，中年人包括干部，比较沉着，说话时考虑较多。老年人尤其是老太太喜欢絮叨。
石景山八角村队长锁珍的妈，是个受尽苦难的老婆子，74岁了，满头枯槁的白发，堆积皱纹的脸就像晒干了的橘子皮，双眼也几乎瞎了。我们去访问她，她很高兴，絮絮叨叨诉起苦来：“今年夏天拉稀差点死了，没人管哦，就预备了这口棺材，还是早死了好，眼睛看不见，心里闷得慌。日本时代抓壮丁，抓走了我大儿子，眼看二儿子也要被抓走，急得我瞎了眼。”她边说边坐在炕上搓老玉米粒，不时用嘴啃，她说手没有劲。我说：“您歇会吧，我来搓。”老太太说：“你能呆几天？”我说：“叫您大儿子和儿媳妇过来帮您嘛！”老太太说：“锁珍从早忙到晚，哪有工夫？儿媳人家是工人，不行。”接着就叨叨起她儿媳妇的长短，还说：活得腻烦了。”顺着老太太的眼光，我看了看放在房西头的那口黑棺材，不由心头颤抖一下。瞬间，10年前经过贺兰山夜宿农民家，与猪同住的的那个悲惨景象突然闪现脑海。心情即刻沉重下来，除对老太太说了几句安慰的空话，还能为她做什么呢？领导让我们下乡调查，不就是想发现问题、改善农民生活吗？
我们在八角村又访问王奶奶，一进门，浓重的煤烟味呛得嗓子发痛，室内可还很冷。王奶奶哭诉了她的工人儿子今年只寄了20元，可社里认为她有大工人儿子，就不补助她，除了四块八的房租收入，就靠一点存粮。今年几分自留地打了150斤麦子，舍不得吃，卖给了国家。问侄子要白薯，给了几块烂的，队会计看她可怜，擅自作主，给了她100斤白薯，她夜夜难眠，上下眼皮都哭肿了，色泽如同鸡冠。
1957年2月4日春节过后，我们到东郊高碑店乡调查，我们工作组召开了个共青团员会，参加会的20位共青团员有19位异口同声地说：“没有一家不减少收入，社没办好，再加上天灾。”有的团员说：“本来收入就不多，又减少了，哭天抹泪的，骂大街的，动刀子、打干部的都有。”有的团员索性不作声，我们追问他，他就说：“没说的，反正是减少收入了。”只有一个团员司德顺说他家增加收入了。可会后听别的团员说：“他老婆不让他在社里干活，让他进城当工人去。”于是我和小孙去访问他家。
我俩按邻居的指点去了，我们在院门口问道：“司德顺在家吗？我们是工作组的来看看他。”屋里有个女人的声音：“司德顺不在家。”“他爱人在吗？”“噢他们不住这院，在东边。”我们疑惑地走到隔壁小院，一只大黄狗凶狠地向我们狂吠，我们只得站在柴门外和东院主人答问。主人说：“司家在西边院。”我们只得再回头朝方才去过的西院望去，有个年轻女人站在院门口了。小孙马上过去问道：“你是司德顺的爱人吧？”年轻女人冷冷地说：“干什么？”“来看看你们。”她不说“请”字，转身就往屋里走。小孙和我也就赖皮似地跟着她进了西院东屋。
靠东墙，炕占去了半边房，靠北一个长条高桌顶住两头。桌中央有个座钟，钟两旁各放一玻璃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