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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再找宣传部，该部老冯同志说：“时间一拖长，就会扣得更多了。赶快把十七万转过来吧！”幸亏决定转移到上海电视台，否则损失费就不止两万多元了，拍摄也会拖没了，有人跟我说过：“用京剧界的恼瓜子拍电视剧，可不灵啊。”果然如此。
（四）、八选导演
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电视界，必须找人带路。开始是我熟悉的中央电视台的莫宣导演和我所在的北京京剧院的徐玉川导演。她们同我一起到上海京剧院借言兴朋和请顾问。言兴朋带我们拜见了居住上海的著名戏剧家杨村彬，他编创的电影《清宫外史》曾红极一时。杨老师仔细地、反复地看了当时的一些电视戏曲片，认为我们这部《曹雪芹》参照黄梅戏《西厢记》的手法为宜，与顾问马少波为本戏表演风格提出的“去形留韵”的原则正相吻合。也就是以电视为载体，结合戏曲的韵味，不是将戏曲的一招一式直截了当地搬过来。我们这长达十集的戏曲剧本，具有丰富的情节和多场面，提供了以电视剧为载体的基础。莫宣导演一向是拍舞台戏曲片，不习惯这种以电视剧为载体的手法，因此只好另请电视界的导演。
没想到的是电视界的导演不仅在报酬、待遇上胃口比戏曲界导演高得多，而且男导演多是风流小生。有次请了位得奖导演，一来就要找个女场记，女场记来后第三天的下午，我去招待所看他们的工作准备情况。推开导演的门，一下楞住了：导演躺在床上，女场记坐在他身边，我忙把迈进去的那只脚抽了回来。后来听司机小张说：她（指女场记）曾问他，为了学技术，是否要有所牺牲？对此导演的作风我很讨厌，我并非老古董，但这位导演精力不在研究剧本上，工作进展很慢还提出要将自己的妻子、儿子都带到剧组来。我一狠心不客气地对他说：“我们剧组经费紧张，恐怕满足不了您的要求。”立即和他结帐、请他走人，如此也解放了我介绍的女场记，她也不必为了跨入电视界牺牲自己的肉体和灵魂。最后，在主演言兴朋的协助下，请了上海电影界的岑范导演担任总导演。岑范与电影界名导演崔巍合作导演过电影京剧《林冲夜奔》，他对电视、京剧都是内行。他六十开外，高个，白皙，温文尔雅，单身汉。他与其他男导演迥然不同的是：他只要男场记，而且身边总带着从家乡找来的男管家，他为什么那样洁身自好，不近女色？他曾拿出他在香港的恋人——名演员夏梦的照片给我们看。北京解放了，他要回来，可她不愿离开她在香港的影坛。离别日久，思念愈深，他用艺术填充了他的寂寞，他为《曹雪芹》精雕细刻，他是我选中的第八个导演，他是电视界的一块白玉。
（五）“你居然敢闯大上海”
大上海的确是五光十色，过去被称为十里洋场，我持一颗赤子之心，听从卓琳同志的安排来依靠上海为中国最伟大的作家树碑立传，得到了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上海电视台、上海京剧院的支持，但在具体操作中，却碰得鼻青脸肿。
上海人素有“亲兄弟明算账”之风俗，这当然无可非议，只要讲好了条件，一般来说办事是认真的。让我难堪的是有次遇到了包围和恐吓。我们剧组的制片主任对我说主演演员言兴朋所属团的某领导叫我去一趟。原来是逼我再交借用言兴朋的钱。在那个办公室里，除了言兴朋所属单位某领导人外，还有作曲的，乐队的共四、五人，该领导人说：“剧快拍完了，你还欠我们两万演员借调费呢！”我说：“我已给了你们三万元，现在经费都交制片主任了。”他说：“制片主任说他那里没有钱了。我只能问你要！”我说：“其实言兴朋只是在你们排戏和演出的空挡里挤点时间为我们拍摄《曹雪芹》电视剧的，三万元实在不算少了。”他闻之，竟然猛地一跃跳坐书桌，瞪圆眼睛对我说：“你今天不给就不行！”，其余的四、五人也围拢过来。我说：“怎么着？你们摆开阵势还准备打人吗？”该人说：“你居然敢闯‘大上海’胆子真大！”“哼！”我冷笑一声说：“‘大上海’有什么了不起？”我从小随母亲逃难闯南走北，又经历了20年在地狱中挣扎的生活，现在正义得以伸张，为了正义的事业我有什么可怕的。在这尴尬之时制片主任出现了，他说：“经费确实没有了，钟老师如果还有钱，也不会不住宾馆而住在招待所里。”他打了个圆场，那位吓唬我的人，看我软硬不吃，也只好跳下桌子说：“那今天先谈到这里，等我和院领导汇报了再说。”我板着脸走出了京剧院，可是那几位演员和作曲的和却跟着我出来，对我说：“钟老师，咱们一块吃中饭去吧！”我说：“好！”在饭桌上，他们纷纷说：“我们的报酬总得给吧！”我爽快地说：“放心吧！不会少你们的。”直到现在我还难忘那一幕。
（六）、女演员出走
饰演曹雪芹表妹的女演员雷某，是天津青年京剧团的台柱子。雷某参加曹剧组刚拍了部分戏，就突然离剧组返天津，使拍摄不得进展，正在我们焦急之时，她忽然来电话给我，她说她想继续参加，但某领导不同意，说是男主演作风不好，我说：“这和你有什么关系？说男主演作风不好其表现又在何处？”她让我去天津与市里一位主管文艺的领导谈谈。我马不停蹄地赶赴天津，见到该市有关领导，我讲明雷某本人愿意演出，她在剧组并未受到任何人的欺负，如果她不继续参加，中途另换演员，就会使现在拍摄的部分作废，这种损失剧组很难承担，而且现在剧组因她而停拍，每耽搁一天，近百人每天要消耗几千元，希望部长向领导请示，请支持剧组把《曹雪芹》拍摄下去。部长答应再向某领导请示。经过一天时间，居然同意我将雷某带回剧组。
1990年初曹剧拍摄阶段结束，进入制作阶段，制片主任兼摄像又兼副导演的那位重要人物却不露面了，后期制作被迫搁浅。急得我和主演言兴朋一直找到上海宣传部部长陈至立那里告状，陈部长帮我们催上海电视台赶快进行后期制作，分管此剧的副台长郑礼滨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制片主任被雷某请走为她去香港参加徽班200周年记念赶录节目去了。”我和言兴朋问道：“雷某怎么有这个权利使我们剧组停顿？”郑台长说：“上面有批件，立即为她录制她个人拿手的戏曲选段，参加香港的徽班记念活动。我们也就无可奈何了。”不得已我只得亲自上阵干制片主任的活，组织导演和音响开始后期制作。岑范老导演亲自出马剪接。经过几个月艰苦地日夜制作，片子终于于1991年3月完成，3月25日在上海电视台首播。接着在上海召开了文学、戏剧、电影一系列座谈会，广受好评。
为座谈会到处奔走的是上海文艺界的一位热心人，也是一位奇人，一位可敬的人，名魏绍昌。他曾是鸳鸯蝴蝶派的文人，由于身体有病，中年开始腰就弯了，可这并没有使他消沉，当我在沪拍摄《曹雪芹》认识他时，他已是六十余岁的老人。他弯着90度的腰到处奔跑，找饭店资助召开曹剧座谈会。他从不忌讳别人对他的形象有何看法，从来都是不卑不亢的为人，其实人们也是很尊敬他的。1997年我因办杂志《中国电视戏曲》去上海办事时，还专门拜访了他，可是没有过几年，他去世了，但他热心助人的精神却永远留在我脑海里。
就在我们完成后期制作时，又出蹊跷。
传说我们片中的女主演之一——雷某，在去香港参加京剧徽班200周年记念活动的第一个晚上就失踪了。下飞机、入宾馆时她都随团而行，到宾馆她还参加了记者招待会。可是到晚上要演出时却寻不见她，以为她到朋友家去，一时被滞留了。带团的文化部领导人，只好请舞台负责人临时派其他女演员顶替该她演出的角色。到第三天依然不见她的踪影，带队领导这才开始生疑，给机场打电话查问。机场查后回答：“此人三天前黄昏时已乘飞机去了巴西。”啊！原来是不辞而别。她的同伴想起了：开完座谈会，她没有乘电梯回房间，可能会后从楼梯溜了，看来接应之人早已做好护照和机票的一切准备。很快，香港报纸花边消息纷纷出笼，什么“如此美人难再得到”等等。不久国内传闻：某领导已发言：雷某的形象不能再在媒体上出现，雷某辜负了领导的关爱。那我们的《曹雪芹》有雷某的形象又该如何办？我和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