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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那你就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去吧！制片厂也有编辑部，需要编
辑。”我不再思考，说：“行！”暗想：以前我看的电影太少了，今后可有电影看了。她留下了复旦给我开的介绍信，重给我开了一张文化部的介绍信。然
后，她又把我的档案交给我，让我自己带着到北影去。我来到北影，见北影厂门旁也有士兵站岗，真是大惑不解。仿佛从文化部到北影，北京的文化艺术单位都在实行“军管”似的。
北影人事科的一位同志看过文化部的介绍信后，说：“部里怎么事先不征得我们的同意就分配人来啊！我们的职工定额已经超编了。我们得向领导请示接受不接受你。你先回去，过几天来听信。”
我的心凉了半截，问：“几天？”他说：“三四天后吧！”我要把档案留下。他说：“你自己先带着吧。”我沮丧地离开了北影。比三天前离开文化部时的心情还沮丧。我那“妹妹”见我情绪不佳，询问我结果如何？我将在北影碰了一个“软钉子”的情况毫不隐瞒地告诉了她。她劝慰道：“嗨，这也值得忧愁？北影不要你，不是还有好几个文艺单
位可去嘛？你是光明正大的大学毕业生，还怕在北京成了个无业游民不
成？”我说：“这几天我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再住下去，心中不安啊！”我那“妹夫”说：“别不安。我们又没敬着你供着你的！拿你当自家人
看待，你有什么不安的？明天是星期天，我们陪你到北海划船去，或者到颐
和园去，开开心心地玩上一天。”经他们劝慰，我的忧郁才稍释。星期天他们陪我到北海划船。分配去向没有着落，玩得不开心。晚上回来，躺在床上，无法入睡。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想拆开自己
的档案袋，看看里边都装了梁某一些什么材料。便光着脚丫，从书包里掏出
了它。可又一想，私拆自己的档案袋，不说“违法犯罪”吧，也算是鬼鬼祟祟的行为。放回去了。重新躺在床，心里还是不甘罢休。为什么不允许一个人知道自己的档案袋里装着一些有关自己，有关自己父母和亲属的什么材料呢？它像个影子似的，跟随着你一辈子。你觉得自己是个好人，你努力像个好人那么生活，但它却很可能向许多人证明你是个坏人。许多人相信它，远胜过相信你在生活中在工作中的实际行为和表现。“不得委以重任”，“有政治野心”，“思想意识不良”，“品行不端”，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评语曾写在多少人的各种鉴定上啊！而写鉴定的人却又不见得是个正人君子。你死了，被火化了，装进了骨灰盒。你的档案，又成了你儿子或你女儿的档案的一部分。这样一想都够令人七窍生烟的！
虽然我明知自己的档案里绝不会有什么黑材料，虽然文化部那位女同志的话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我对自己的档案袋所产生的那种好奇心，简直就无法转移。他妈的就算写的全是优点，我也想知道我这个人具体都有哪些优点。有利于今后发扬光大嘛！谁叫他们让我的档案袋落在我自己手里呢？不看白不看！这样的机会很难得！
于是我又光着脚丫蹦到地上，第二次从书包里掏出了档案袋。拿在手里，就像拿着我自己的灵魂，别人为我制造的“第二灵魂”，掂了掂，很轻。他妈的一个二十八岁的人的“灵魂”，怎么才这么一丁点分量啊！
洗脚水没倒。就用洗脚水浸湿了封口，然后用大头针谨慎地挑开了，心情挺激动地从中抽出几页纸和表格来。
我的档案真是太简单了，简单得使我大大扫兴。小学的毕业签定，中学的毕业签定，都写的相当好。中学的毕业签定中，居然还有“责人宽，克己严”这样简直等于是赞美的话。
不由得想，但愿这一条我死后，悼词上也写着。在北大荒七年中的各种签定也相当好，不乏赞美之词。我忽然觉得奇怪，我既然这么好，怎么不发展我入党呢？逐页逐条细看，看出了点名堂。有两条是：不尊重领导。政治上不成熟。带着这样两条缺点可不是不太容易入党么！难怪难怪。不尊重领导这一条，是公正的。在老连队，和连长指导员吵过架。在木材加工厂，和连长指导员吵过架。在团机关时，顶撞过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参谋长。我想这一条将来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后，真得努力改正掉。
政治上不成熟这一点，我有点不认可。政治上不成熟，能仅写过一张表态性的“批邓”大字报么？政治上不成熟，能“同‘四人帮’作过斗争”么？从书包里掏出钢笔，就要由着性子将那个“不”字改成“很”字。照量了几下，觉得笔划实在是不好改，悻悻作罢。
没有什么“黑材料”，“红”得还可以，令我不但觉着扫兴，甚至觉着有几分遗憾了。
要是有点什么“黑材料”，不妄我作这番手脚。
拆开的档案袋撇在没油漆过的写字台上，索然地睡了。
从此我对装在自己档案袋里的“第二灵魂”不再产生任何好奇，也不再发生任何兴趣。
让它在档案袋里安息吧！
倒是与我肉体同在的灵魂，因为自己的某些行为，某些没有变成行为的欲念，某些没有变成欲念的意识，某些连意识也没有变成的朦胧的不良的冲动，而时常感到羞愧。这个灵魂可是永不安息。
我第二次到北影。接待过我的那人不在，另一位我未见过的女同志说那人生病了，十几
天内不会上班。我问我的工作定下来没有。她说不了解这件事。我又动肝火了，虎虎地问，“你们厂长在哪儿？我要见他！”她淡淡地说：“你见不着他。在国外访问呢！”问：“那你们党委书记在
哪儿？”说：“不能告诉你。在开会。”我瞪起眼道：“你不告诉我，误了我的分配大事我跟你没完！”她见我来者不善，改换了一种比较客气的口吻说：“我告诉你也没用
啊。他在二楼会议室，正开会，能接待你么？”我也不跟她罗嗦，转身就走。蹬蹬蹬下了一层楼，找到会议室，按捺
住肝火敲门。一个人将门开条缝，探出头说了句：“开会呢！”又欲将门关上。我的肝火终于按捺不住，一脚踹开门，气势汹汹闯将进去。十几人都愣愣地瞧我。我怒目环视他们，大吼：“哪个是党委书记？！”一时无人作声，面面
相觑。我将嗓门提得更高：“哪个是党委书记？！”一个黄瘦脸上布满皱纹的六十多岁的人，用嘎哑的带有湖南口音的语
调颇不安地问：“你找他什么事？”我从书包里掏出档案袋（来时封上的，胶水还没干），当着他们的面，像撕信封一样撕开了封口，抽出我那几页“灵魂”，往一张茶几上使劲一摔，厉声道：“我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由文化部分到北影的，可是过了三天，来了两次，竟然连个具体的答复都得不到！我在北京举目无亲，身上的钱已花光，连个栖身之处都没有。你们如此对待一个与‘四人帮’作过斗争的大学毕业生，如此对待大学生分配工作，太不像话了吧？你们心目中还有没有文化部？！难道你们北影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领导之下？！你们不想要我，就干脆说明，也算一种答复！偌大个北京，文化艺术单位多着呢！我不是到你们北影乞求临时工作的盲流！。。”我这一番即兴演说，振振有词，效果颇佳。
就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同志很客气地说：“你先别生气，坐下谈，坐下谈。”说着从茶几上拿起我那份档案看起来。看了一会儿，望着其他人又说：“是同‘四人帮’作过斗争。”白纸黑字，那还有假！
入厂后我才知道，她是北影政治部主任。也是当时北影的“清查小组”负责人，文化部“清查办公室”成员之一。一个与她年龄不相上下，黑红脸微胖的男同志说：“我看一下档案。”
她就将档案送给了他。他看了一会儿，对那个黄瘦脸的人说，“我们编辑部要他了。”他是我入厂后的第一任编辑部主任。黄瘦脸连连点头，“同意，同意。”他便是党委书记。过后我才知道，开的是敦促他“说清楚”的会。在
座的都是党委委员，难怪他那么无精打采的。我主演的这出“春草闯堂”正赶在了锣鼓点上。我毕业鉴定中“与‘四人帮’作过斗争”那一条，显然对他们每个人都起到了潜在的影响作用。
编辑部主任对我说：“你去找人事科办关系吧。”
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