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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主任对我说：“你去找人事科办关系吧。”
真没想到奔波了数次，一个星期内忧愁得我吃不下睡不着的事，几分钟内就简简单单地解决了。看来有些时候一味地温良恭俭让不行。该动肝火的事，还是得动动肝火。“与‘四人帮’作过斗争”的“光荣”，虽然写在我的“第二灵魂”上，却常使我感到滑稽并羞臊。政治有时对人过分慷慨。。编辑部主任又问我：“你的东西什么的都在
哪啊？”我说：“都打在托运行李里了。”他说：“催领单到后，派车给你拉回来。”我说：“那得先给我解决个住处吧？”他说：“这事以后再谈。你先到厂招待所去吧，我这就打电话，给你安
排一个床位。今天休息，在厂里参观参观，明天上午到编辑部找我。”我就这样成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部的编辑，分配在外稿组。成了北影厂的编辑后，我对自己的“闯堂”行为竟感到后悔，感到羞
愧，感到不安起来。回想自己当时的样子，总觉得有点“耍光棍”的性质。只怕给那些党委委员们留下的第一印象并不佳。
编辑部的多数同志却对我格外好。从主任到我们的外稿组老组长。后者是“三八”式的延安老干部，“鲁艺”出身，《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作词者之一，电影《画中人》的编辑，肖红的故乡人，当然与我也就沾着点老乡的关系。他个子矮矮的，形象似农民，穿着也似农民，尺半长的*笛坦。。。。詹焕胧帧Ｗ畛跷一购芷婀郑。。晕K 。。俏皇*么老“农宣队”的遗留人员。了解后，极生敬意。
他常于无事时同我聊几句。多次问：“在复旦怎么同‘四人帮’斗争过
的啊？讲讲，讲讲。”每一次都令我大惭。作谦虚状云：“没什么可讲的，没什么可讲的。”他对我好感愈增，视我为一谦虚青年。后来主任告诉我，如果我的鉴定中没有那一条，就凭我当时“闯堂”
那种“红卫兵”遗风，他是绝不要我的。其实我当“红卫兵”时，反倒“温良恭俭让”。“大串联”回到哈尔滨，见了我的语文老师，当时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剃了鬼头，我仍在校门口对她行礼，问“老师好”。因为我是她喜爱的学生。我的坏脾气，是到了北大荒后，在“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养成的。
母亲从小对我的一句教诲——“头三脚难踢”。意思是，到了一个新地方，新单位，在新同志中间，尤其要谨言慎行，给人留下最初的好印象。母亲虽然是普通家庭妇女，目不识丁，但却很重视对我们的家教。希望我们几个子女长大成人后，都文质彬彬的，说话慢声细语的，办事稳稳重重的。她认为的好青年，是那种“像大姑娘”似的类型。我在十八岁前，身上这种家教的成绩特别显著。不但文质彬彬，而且“羞羞答答”。十八岁后。这种家教的印痕开始模糊，开始退化。因为母亲已无暇再训导我。社会替母亲效劳了。社会的教育内容与家庭与学校大不一样，也比家庭比学校的教育具有说服力。它采取的是另外一种方式，往往刺激起我的反抗心理。两种教育在我身上都有潜在影响。平素我要求自己尽量文质彬彬，以礼待人。一旦反抗起来，则“怒发冲冠”，恨不得“尸横二具，血溅数尺”。地地道道的“匹夫之怒”。幸亏我身材瘦弱，毫无拳脚功夫。否则，大概早已闹出什么人命官司
了。这些只能在看功夫片时体验一下“情绪打斗”。
然而我认为母亲那句教诲不失为至理明言。“头三脚难踢”，便得“踢”好。一般说来，我每到一新单位，新地方，“头三脚”总还是“踢”得可以的。一旦天长日久，免不了来次“头球”或者“倒构”。那“球”多半都是朝领导们射去的，结果常常是好印象一脚“勾销”。谁有忒好耐性一年三百六十多天，天天地“温良恭俭让”？偶尔露一下“峥嵘”也是要得的。
最初的日子，我在编辑部安分守己。每天早早地就从招待所来上班，拖地，擦桌子，打水，然后正襟危坐看外稿。穿的也很朴素，走在路上也不拿眼乱瞟姑娘们。不像某些年轻人见了有姿色的姑娘便“目灼灼似贼”，更不去搭搭讪讪、粘粘乎乎地结识年轻女演员或者“亚”女演员。下了班则关在招待所自己的房间里看书，从不在厂里东走西窜。节假日一个人闷得慌，就出厂门搭上十六路公共汽车，直达动物园，去看犀牛。所有的动物中，我最看不够的是犀牛。因为它从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它，也从不作态。
总之我那时给人的印象是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对编辑部的同志一律称“老师”。有时佯装乳臭未干，不谙世故，装得挺像。一天终于作了件不文明的事，打了全国男女老少都熟悉的一名电影童
星两记耳光。我住的房间，四张床位。客满时一张床位也不空。那一时期时常客满。住客中有位锦州汉子。人倒不错，但我对他的存在感到非常头疼。他
是位“睡仙”，和你说着说着话，眼皮就合上了。眼皮一合上，就徐徐然如巨石倾倒。人一倒下，鼾声顿起，如雷贯耳。夜深人静，那鼾声犹如一台推土机在发动。我差不多快得神经官能症了。
终于盼着他与我“后会有期”，九点多钟便早早躺下，希望十几天来受摧残的神经得到充分休息。然而，根本无法入睡。隔壁房间有几个人在高声谈天说地，杂以嘻嘻哈哈的男欢女笑。两个房间不是完全隔死的，一面墙上还开着一扇门，被一张床横住。
他们等于是在我的房间里谈天说地，嘻嘻哈哈一样。请求他们雅静吧，我又不愿意。犯不着为这种事儿请求人。就用被子蒙上头。无法睡，干眯着。眯到十点，招待所规定的安息时间。起身在那扇门上轻敲几下，以示
提醒。鸦静片刻，嘻嘻复嘻嘻，哈哈复哈哈。而且那些话语，就有些俗。我
们北方人称之为“逗闷子”。看看手表，十点半了。再忍。忍至十一点，“闷子”还未逗完。超过招待所规定的作息时间整整一个
小时了，我认为我的涵养是够可以的。第二次起身下床，在那扇门上重重敲
了几下，以示警告。“敲他妈什么敲！”那面咒骂了一句，听得出来是“童星”的声音。我按捺着性子，隔门道：“请你们小声一点行不行？我接连十几天没睡
好觉了，照顾照顾。”那面静了一会儿，忽然竟齐唱起“小小竹排”来。分明不予“照顾”。我披上大衣，走出自己的房间，推开隔壁房间的门，厉声质问：“太不
自觉了吧？”
那童星说：“管得着吗？这又不是你家！”他看去已有十四五岁了，个子已长得挺高，穿军装，“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大眼睛，圆脸盘。有二男三女演员和几个孩子在那屋里。
我说：“不是管你们，是求你们。招待所有规定，超过十点不得喧哗，影响其他住客睡眠。”其实我的话是说给那二三男女演员的。我想，“童星”们不懂事，你们也不懂事么？那童星说：“我们不知道有什么规定，没人告诉我们。”我指着墙说：“每个房间里都贴着，你们自己好好看。”他说：“眼睛不好，看不清。”这孩子是在电影圈里被宠爱坏了，显然也没受到多少好影响。那种自
我感觉真是优越得很，俨然以为自己是天字第一号的“大明星”呢！我只好将贴在墙上的“住宿须知”念了一遍，转身离去。我刚出门，就听他说：“唱！有什么了不起！”我复走进房间，怒问：“你
刚才说什么？”他说：“你看你那德性！你当我怕你呀！”这孩子简直是在逼我粗暴。我挥手打了他一记耳光。他叫起来：“你敢打解放军？”我从他头上一把抓下军帽，扔在地上，又打了他一记耳光，说：“打的
就是你这个解放军！再唱啊！”他捂着脸不作声了。那几个小演员愣愣地瞪大了眼睛瞧着我。那二三男女演员不尴不尬地开口了：“哎，你怎么动手打人呀？”“有理讲理嘛！”我说：“刚才对你们还不够讲理吗？”哼了一声，走回自己的房间，躺
下独自气得不行。第二天，导演找到编辑部来了，向我们的一位副主任告了我一状。“童星”罢演了，“生病”了。
副主任让人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当着导演的面儿说：“这就是我们小梁。你一定弄错了，我们小梁怎么会动手打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