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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部电影中的一个情节，令我感动至深，永难忘记。
年轻的肖邦初到巴黎，无人赏识他的音乐天才。他偶识了乔治·桑——这也是机遇。乔治·桑引他进入自己的沙龙的第一天，邀请了许多音乐界名流，告诉他们，大音乐家李斯特将为他们演奏钢琴曲。但有一个条件，需熄烛听之。黑暗中，钢琴声将所有的人都陶醉了。
琴声止，掌声起。乔治·桑挽着李斯特持烛走至钢琴旁。这时人们才发现，演奏者原来并非李斯特，而是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持在法国女作家手中的蜡烛，照亮了未来的大音乐家的脸。
李斯特说：“这位年轻人演奏得好极了！我非常羡佩他的音乐天才！”
也许是虚构。但是真美好！美好的乔治·桑！美好的李斯特！当时眼望着银幕，我流泪了。从此喜爱乔治·桑的作品。喜爱李斯特的乐曲，尤胜喜爱别的作品和别的乐曲。乔治·桑与肖邦的爱情，对我来说，也成为容不得什么人的什么文字非议的爱情了。。在接到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前的半个月，我每天仍抬木头。身体愈加不行，撑着。以此感谢心中要感激的一切。一天，竟晕倒了。。
我到复旦那天，两腿浮肿，鞋袜难脱。以为是在火车上坐的。并不是，是急性肝病的症状。
当天晚上，专业已报到的同学们，聚在一起开“认识会”。天南地北，各自拿出带来的好吃的东西，堆了一桌子。我只剩下几个小苹果，不好意思拿出来。也不好意思光吃别人的。就吸烟。
我的东北老乡，Ｃ，女姓，放在桌上的是两个哈尔滨特有的“大列巴”。有小脸盆那么大。我只在很小时吃过几次。当时哈尔滨难以买到。大家觉得新奇，切了，你一片他一片，都说好吃，我也拿起一片吃。吃的是老乡的，太客气反而显得疏远。我在一师，Ｃ来自五师，原先互不认识。心中暗想，同学中有一个老乡兼兵团战友，真不错。
有一同学问：“听说你们哈尔滨人天天吃这种‘大列巴’？”Ｃ回答：“当然。哈尔滨人个个都是从小吃‘大列巴’长大的！”
我觉得很有纠正一下的必要，便说：“只有百分之五，也许还更少的哈尔滨人是从小吃‘大列巴’长大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从小吃大饼子长大的。”
我说的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当时哈尔滨人的粮食定量是——面粉二斤、大米一斤，其余全是粗粮。米面在一般家庭中，除了过年过节，都是给上班的人带的。
Ｃ当即反驳我：“你一个人是吃大饼子长大的，也代表不了哈尔滨人。我就是从小吃‘大列巴’夹红肠长大的！”
我据理力争，说我是百分之九十五中的一个，当然代表大多数哈尔滨人。她不过是百分之五那“一小撮”中的一个，无论如何代表不了哈尔滨人。
她生气了，说：“你说谁是‘一小撮’？告诉你，我的家庭是‘革干家庭！你侮辱革命干部！”
我说：“我不知道啊！可你为什么要说谎呢？为什么要欺骗这么多初识的同学们呢？你明明知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哈尔滨人吃的是粗粮！哈尔滨人如果都是从小吃‘大列巴’夹红肠长大的，哈尔滨人早算进入共产主义了！”
我认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哈尔滨人究竟是从小吃“大列巴”夹红肠还是吃大饼子长大的，这是非辩论清楚不可的。对于这一类问题，我一向特别敏感，容不得别人当我面说一句假话。
她说：“你的话里明明有对现实不满的意思！”我火了，说：“咱俩都是工农兵学员，你少跟我来这一套！就算我对现实不满，你又能把我怎么样？”
她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那我就有权批判你！”我说：“你不过是从小吃‘大列巴’夹红肠长大的共产党员，统计一下，你在共产党员中也不过是百分之五！”其他的同学就劝解。
他们越劝解，我越来气。我希望他们都能够相信我的真话，而不要相信Ｃ的假话。但他们似乎对我与Ｃ争论的问题一点也不感兴趣。只对“大列
巴”感兴趣。这比他们相信了Ｃ的话还令我气愤。若在兵团，如果Ｃ不是女的，而是男的，说哈尔滨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从小吃“大列巴”夹红肠长大的，还坚持，非被吃大饼子长大的哈尔滨青年们合伙揍一顿不可！
怎么能瞪着眼睛认真严肃的说假话呢？Ｃ拍了一下桌子，气势汹汹地说：“你这是在分化我们党员队伍！”我腾地立了起来，说：“滚你妈的！”将吃剩下那半片“大列巴”，狠狠
朝桌上一摔，猛转身离开了，回到自己的宿舍。我以前从不骂人，是到木材加工厂后学会的。学会了，就觉得在必要时来一句“滚你妈的”，十分管用。我躺在自己床上，还气得不行，还想再去找Ｃ展开一场大辩论。忍而又忍，才忍住怒火。
我的性格中，有种过于认真而又过于激烈的劣根性。在连队，跟几任连干部大吵过。在团里，跟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参谋长大吵过。到木材加工厂，性格依然不改。
我在初二便已入团。到了北大荒，要求重新入团。劳动很能干，不怕苦不怕累的。就是因为这种性格，重新入团竟入不了啦。四年后，调到团宣传股的前一年，只好又请求恢复团籍，补了十二元多的团费。教训可谓深刻。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现在回想起来，哈尔滨人究竟是从小吃“大列巴”还是吃大饼子长大的，有什么值得辩论的呢？吃大饼子长大的有之，吃“大列巴”夹红肠长大的也有之。干嘛脸红脖子粗地争谁代表百分之九十五哈尔滨人呢？
听隔壁宿舍阵阵说笑声，我忽然意识到，我是换到了另一种环境里。复旦与北大荒太不一样了。我将与之共处的同学也与木材加工厂抬木头的伙伴们太不一样了。我必须正视这个现实。想起陈老师在我们团招待所里对我说过的那番告诫的话，倏然地我心中产生了一种孤独感。
隔壁宿舍里不断传来欢声笑语。Ｃ的说笑声尤为响亮。同学们吃着她的“大列巴”，当然不会表示怀疑她的话而相信我的话了。可我从来没有像那时那刻一样，希望自己的话被相信。每月二斤面粉的哈尔滨人。。我心里真是有些难过。
隔了两天，我到医务室去看身体复检结果。医生问过我的姓名，翻到我的化验单，只看了一眼，就低声叫道：“乖乖，好家伙！”接着说：“你跟我来，你跟我来！”不用手扯我，用夹化验单的夹板从背后顶着我往前走。我就这么被顶上了医务室的二楼，顶进了一扇三夹板临时做成的门内。我糊里糊涂地问：“这是什么地方啊？”
医生说：“肝炎隔离室。”我这才知道，我是一个带病毒者——转氨酶五百八十以上。我请求道：“那也得让我回宿舍一次呀！”医生说：“不行。你的一切东西都得经过严格消毒。消毒后日常用的我
们会替你送来。从现在起你不能离开这里！”共有二十几名各系各专业的新生被关闭在“肝炎隔离室”。我是其中肝
指数最高的。大家的活动区仅限各房间。每房间四五人。有一个四十多平方米的大阳台。阳台下是篮球场。可谁也不愿出现在阳台上，那好像等于自我展览。
我苦闷起来，唯恐被退回兵团。未入复旦，不知复旦名气。入了复旦，方知复旦果果真真是可以改变一个人命运的地方。有一个上海“老高三”的新生，与我对面床，每天向我讲复旦的历史。我才知道复旦是出名人的地方，不禁从此对这所大学肃然起敬。
有一天，学校里的气氛似乎显得有些异常。那“老高三”经常偷偷溜出隔离室，带回一些消息。那天他又溜出去了，回来后告诉我们，是某国元首到学校参观。还说翻译就是复旦上一届分配到外交部的学生。“肝友”中一个外语系的，不知为什么就哭了。大家问他哭什么？他说：“我的名额将来是要分到外交部去的，现在却被关在这儿！”大家寂然。
大学既是往人头脑里灌输学问的地方，也是在人头脑里编织梦幻的地方。天天批“智育第一”，学问贬值。“戴帽分配”——即入学前便已预知分配去向，尤使梦幻迷人。想想看，昨天还在握锄把或抡大锤，明天突然进了某某名牌大学，三年后将要被分配到什么外交部、文化部、中宣部、《人民日报》社等等好去处，怎地不使人天天做梦呢？
“肝友”中还有一个国际政治系的，是广西农村学员。“老高三”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