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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友”中还有一个国际政治系的，是广西农村学员。“老高三”半真半假地对他说，他们这一届国际政治系中，有分配到中国驻联合国办事处去的。他便天天梦想着有朝一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每天不断地冲葡萄糖水喝。以为转氨酶会早降下来。还买了一本“肝脏病知识”，手不释卷。一会儿用小镜照舌苔，一会儿看手，害怕发现“肝掌”。
我也借来那本“肝脏病知识”读，也学会了长长地伸出舌头照着小镜自己观察自己的舌苔，也学会了观察身上有没有“蜘蛛痣”，手上出没出现肝掌。也梦想。梦想有朝一日分配到黑龙江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作一名编辑。为这个梦想也暗暗祈祷过。不是祈祷上帝，而是祈祷“复方”什么“草冲剂”——医生每天给我三次的草药汤。
一天，刚刚吃过晚饭，正躺在床上忧愁，忽听外面有人喊我。走到阳台上，朝下一望，是陈老师。见了他，就如同见了一位久别的亲人，不禁泪潸潸无语。他仰视，我俯视，我俩好像戏台上《空城计》中的诸葛亮和司马懿。他见我那可怜样子，安慰道：“别想的太多，安心养病。思想负担太重，对肝病也是不利的。”
我说：“我真怕被退回去。”
他说：“一般情况下不会的。肝炎没那么可怕，也不是什么不治之症。”
陈老师走后，我回到隔离病房，重新躺在床上，感到内心的忧郁稍释。
同学小莫给我送来十几封信。一封家信，其余全是木材加工厂抬大木的伙伴和宣传股的朋友们写来的。信给我带来了一些安慰。
有三封信是宣传股的姑娘们分别写来的。我们宣传股只有三位姑娘。北京姑娘小徐是广播员，天津姑娘小张和鹤岗姑娘小张都是放映员。我总是叫她们“张天”、“张鹤”。我们宣传股在政治部人最多。加上三名报道员、三名干事、两名男放映员，可谓是一个大家庭。
股长当年也才三十六七岁，现役军人，我们的“家长”，令我们感到很可亲的一位“家长”。在我们面前，半点也没有股长的架子。对政治部主任也是“敬而远之”。
我们宣传股的知青之间非常友好。三位姑娘，像我们的三位妹妹一样。这原因很简单，因为那时似乎谁也没有谈情说爱的念头，关系都很单纯。*鹇胛易约耗鞘泵挥胁。。*过与三位姑娘中的哪一个谈情说爱的念头，也从未
看出其他几个小伙子对三位姑娘有过这种表示。
我上大学两年之后，我在宣传股时那种互相之间友好的关系就分崩离析了。都是爱情把这种关系搞坏了。毕竟不是亲兄妹们。到了年龄，小伙子们总希望某一个姑娘不再是自己的“知青姊妹”，而成为自己的妻子。这是任谁也没办法阻止的。只有互相不被吸引的青年男女之间才有所谓纯粹的友谊。这是一条关于男人和女人的定律。伪君子们才企图证明这条定律是错误的。
我们宣传股的三位姑娘，是三位非常可爱的姑娘。都很懂事，很温柔，很善良。也都各有其美，各有动人之处。小徐的身体最弱，我们视她为最小的妹妹。说句实在话，我们是把她宠得有点任性了。但她的任性，也不过是闹点女孩家的小脾气而已。逗她几句，就又笑了。她对我最好，比我小三岁，倒像我一位姐姐。经常善意地取笑我。不知为什么，我很认真地说的话，很认真地做的事，在她看来，似也有几分可笑。
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夏天，我在河边刷棉袄（我的棉袄脏了，一向是刷洗的，拆了就不可能再自己做上），忽然想游泳，将棉袄用一块大石头压在河中，脱了衣服跃入河里。游够了，穿上衣服就走了。直至冬天快到了，却哪里也找不见棉袄了。一天猛然想起，是夏季泡在河里了。到河边去找，仍被大石压着，冻在一层薄薄的冰下面。破冰捞出，已被小鱼小虫之类钻了许许多多的蜂窝洞。拿回来晒，瞧着发愁。那时知青们普遍都很节俭，轻易不扔一双鞋一件衣服，何况是棉衣。小徐听说了这件事儿，好一顿笑。她非要亲眼看看那棉袄成了什么样子不可。看到了，更笑得不行。笑了好几气儿，指点着我说：“你呀，你呀，你呀，你真应该带个阿姨一块儿下乡！看来今后我有义务当你阿姨了，谁叫我们在一个股呢？你真叫姑娘们觉着可怜！”我被她的玩笑话说得脸红红的，认为自己整个儿是个“傻青”。她又说：“棉袄都这样了，晒干了又怎么穿？还不成铠甲啦？”要拿去替我拆了重做。我怕她费事，不肯。她竟自作主张湿淋淋沉甸甸的就硬拿了去。几天后，她将棉袄替我做好了。送来时，要我叫她一声“阿姨”。我说：“叫姐吧！”她让步了，说：“也行啊！”我就叫了她一声“姐”。我一看棉袄，认不出是自己的了。里儿也换了，面儿也换了，棉花分明也换了。厚厚的、新新的。她给我重做了一件袄。。
“张天”呢，一口娇小姐似的懒洋洋慢吞吞的天津话。人却一点也不娇气。常像小伙子们似的，戴一顶单军帽，将辫子掖在帽沿里。乍看，像个俊俊秀秀腼腼腆腆的小伙子。
我被“精简”到木材加工厂，常回股里去玩玩。像回家一样。
她见了我，总是首先笑盈盈地说一句：“你来了呀？”而后就静静地坐在一旁，听我与股里的小伙子们聊天。偶尔插嘴说一句：“你瘦多了呢！”或者问：“劳动很累吧？”“我家里寄来一听麦乳精，你拿去吧？”她好像任何脾气都没有，从未和什么人翻过脸。谁对她发脾气，她也依然笑盈盈地瞧着人家，使对方的脾气不发自消。
有一次，大礼堂放电影《杜鹃山》，我坐在放映机旁。断了几次片，机械连的几个坏小子，就往她身上扔鞭炮。鞭炮接二连三在她身上爆炸，她只是一声不响地接片子。我忍不住站起来大声说：“不愿看的，滚出去！”那几个坏小子也一齐站了起来，朝我跨过来，想揍我。
“你们别欺负人！”她停了放映机，将我掩护在身后。
我喊：“木材加工厂的哥儿们，有人想跟我动武！”
我们抬木班的伙伴们，还有其他许多木材加工厂的小伙子，忽啦啦站起来一片。木材加工厂的知青们，打架是出了名的，没有哪一个连队的知青敢惹。那几个机械连的坏小子，见势不妙，慌慌张张地逃出去了。
事后，她对我说：“你还有那么多肯帮你打架的朋友啊？”我骄傲地说：“那是当然！”又问：“那几个坏小子往你身上扔鞭炮，你怎么一点儿都不生气？”
她一笑，说：“跟他们生的那份儿气呀？犯不着嘛！我不理他们，他们自己就会感到没趣儿的！”说罢，塞到我手中两块糖。。
“张鹤”是矿工的女儿。白白净净的，短发齐耳。眼睛挺大，挺妩媚。略胖。是三个姑娘中看起来发育最成熟的一个。也是三个姑娘中顶厉害的一个。有一次在连队放电影，因为断片次数多了，知青们起哄。她便停了放映机，不肯再放。直至那个连队的连长和指导员向她说许多好话。。我读着她们各自寄给我的信，感到极大的快乐。回忆着我们相处时的种种趣事，借以排遣心中的忧郁。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想给她们之中的某一个写一封求爱信。那时我非常强烈地渴望获得爱情。可是她们之中我最爱谁呢？觉得她们都曾非常友好地对待我。认为她们之中无论谁将来成为我的妻子，我都会很幸福。的的确确，她们是三位非常好的姑娘。以后我在生活中再也没有碰到过像她们那么好的姑娘。一个人二十多岁时认为非常好的姑娘，到了三十五六岁回忆起来还认为非常好，那就真是好姑娘了。在二十多岁的青年眼中，姑娘便是姑娘。在三十五六岁乃至更大年龄的男人眼中，姑娘是女人。这就很要命。但男人们都如此。所以大抵只有青年或年轻人，才能真正看出一个“姑娘”的美点。到了“男人”这个年龄，觉得一个姑娘很美，实在是觉得一个“女人”很美。这之间的意念上的区别，有如看话剧与看电影的区别。也许我是个坏男人，才生出这么不地道的体会。
于今我认识的姑娘中，漂亮的颇有几个。八十年代的姑娘有八十年代姑娘的特点。有的毫无思想。毫无思想而又“彻底解放”，也便谈不上有多少实在的感情。有的仿佛是女哲人，或者自以为是女哲人。女人到了哲人的地步，不复再是女人，而是怪物。即令美到如花似玉，也不过就是如花似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