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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正是如此。
1932年，日本发动战争的危险加大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看到欧洲列强和美国为应付经济危机在国内忙得不可开交，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对防御能力薄弱的中国施加压力，企图把它征服而成为那里的主宰。日本帝国主义者没有向中国宣战，狡诈地利用他们自己制造的“地方事件”，偷偷地把自己的军队开进东三省。日本军队完全占领了东三省，为侵占中国北部和进攻苏联准备了合适的阵地。为了便于自由行动，日本退出了国际联盟，并加紧扩充自己的军备。
这种情况促使美英法三国去加紧扩充它们在远东的海上军备。日本的目的显然是征服中国，并把欧美帝国主义列强从这里赶走。后者就以加紧扩充军备来对付。
但日本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侵占苏联的远东地区。苏联当然不能把这种危险置于不顾，于是就来努力加强近东边区的防御能力。
这样，由于日本法西斯化的帝国主义者作祟，在远东形成了第一个战争策源地。
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矛盾不仅在远东尖锐化，而且在欧洲也尖锐化了。工农业危机旷日持久，工人大批失业，贫苦阶级生活无着，加强了工农的不满情绪。不满情绪转变成工人阶级的革命义愤。在德国，由于这个国家被战争、被付给英法战胜国的赔款以及经济危机弄得民穷财尽，由于工人阶级被本国资产阶级和英法外国资产阶级压得喘不过气来，不满情绪特别强烈。德国共产党在法西斯分子上台前最后一次国会选举中获得六百万张选票，就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德国资产阶级看到，德国保存着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会使它吃苦头，工人阶级可以利用这些自由来开展革命运动。因此它认定，为了在德国保持资产阶级政权，唯一的办法就是消灭资产阶级的自由，把国会化为乌有，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恐怖专政，一个能够镇压工人阶级而把充满复仇主义情绪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作为自己的基础的专政。于是它就叫那个为了欺骗人民而自称国家社会党的法西斯党上台执政，因为它清楚地知道。第一，法西斯党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中最反动最仇视工人阶级的部分；第二，法西斯党是个复仇主义色彩最浓厚的党，能把千百万怀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吸引到自己一边。工人阶级的叛徒——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首领在这方面帮了忙，他们用自己的妥协主义政策替法西斯主义扫清了道路。
就是这些条件使德国法西斯分子在1933年取得了政权。
斯大林同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作总结报告时分析了德国的事变，他说：
“不仅应当把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胜利看作工人阶级软弱的表现，看作替法西斯主义扫清道路的社会民主党叛变工人阶级的结果，而且应当把它看作资产阶级软弱的表现，看作资产阶级已经不能用国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旧方法来实行统治，因而不得不在对内政策上采用恐怖的管理方法的表现…”（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韪》俄文第10版第545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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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515页。——译者注
德国法西斯分子火烧国会、残酷镇压工人阶级、消灭工人阶级的组织、消灭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以此表明了他们要实行什么样的对内政策。他们退出国际联盟、公开准备战争，企图用暴力手段按德国的需要来修改欧洲国家的边界，以此表明了他们要实行什么样的对外政策。
这样，由于德国法西斯分子作祟，在欧洲的中心形成了第二个战争策源地。
苏联当然不能把这样严重的事实置于不顾。于是它就警惕地注视着西方事变的进程．并加强它在西部边陲的防御能力。
二从限制富农分子的政策进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
同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政策的行为作斗争。
对资本主义成分进行全线进攻。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
1929—1930年全面铺开的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群众性运动，是党和政府过去全部工作的结果。社会主义工业已发展到开始为农业大批生产拖拉机和农业机器；1928年和1929年粮食收购运动期间对富农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农业合作社已发展到使农民逐渐习惯了集体经济；第一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提供了良好的经验，——这一切为过渡到全盘集体化，为农民整村，整区、整个专区地加入集体农庄的运动做好了准备。
向全盘集体化过渡并不是基本农民群众简单地和平地加入集体农庄。而是一场农民反对富农的群众性斗争。实行全盘集体化就是把全村所有的土地转交集体农庄，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土地是在富农手里，因此农民就把富农从土地上赶走，剥守富农的财产。夺取耕畜和机器，并要求苏维埃政权逮捕和驱逐富农。
所以，全盘集体化就是消灭富农。
这就是在全盘集体化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
当时苏联已经有充分的物质基础来铲除富农，打垮他们的反抗，消灭他们这个阶级，并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来代替他们的生产。
1927年，富农生产了六亿多普特粮食，其中商品粮约一亿三千万普特。而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1927年能够提供的商品粮仅仅三千五百万普特。1929年，由于布尔什维克党采取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坚定方针，由于社会主义工业在以拖拉机和农业机器供给农村方面取得了成绩，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已成长为一支重大的力量。就在这一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了不下四亿普特的粮食，其中商品粮已超过一亿三千万普特，即超过富农在1927年提供的数量。而在1930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应该提供而且确实提供了的商品粮已达四亿多普特，即远远地超过了富农在1927年提供的效量。
这样，由于我国经济方面的阶级力量发生了变动，由于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来代替富农的粮食生产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已经具备，布尔什维克党就有可能从限制富农的政策过渡到在全盘集体化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的新政策。
1929年以前苏维埃政权实行的是限制富农的政策。苏维埃政权向富农征收高额赋税，要求他们按照同定价格把粮食卖给国家，颁布土地租佃法把富农的土地使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颁布个体农民经济使用雇佣劳动法来限制富农经济的规模。但是苏维埃政权还没有实行消灭富农的政策，因为土地租佃法和劳动雇佣法容许富农存在，而禁止剥夺富农财产的命令又对此给予了一定的保障。这样的政策限制了富农的增长，使那些经不住这种限制的个别富农阶层受到排挤和陷于破产。但这一政策并没有消灭富农阶级的经济基础，井没有消灭富农。这是限制富农的政策，而不是消灭富农的政策。这政策在一定时期，即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力量还薄弱、不能用自己的粮食生产代替富农的生产的时期，是必要的。
1929年底，由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发展，苏维埃政权放弃这个政策而实行了个急剧的转变。它采取了消灭的政策，采取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废除了土地租佃法和劳动雇佣法，从而使富农失去了土地和雇工。取消了禁止剥夺富农财产的命令。允许农民没收富农的耕畜．机器和其他农具转交集体农庄。富农被剥夺了。如同1918年资本家在工业中被剥夺一样，不过有这样一个区别：富农的生产资料这一次不是转归国家，而是转归联合起来的农民，即转归集体农庄。
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革命变革，是从社会的旧质态到新质态的飞跃，按其结果来说，与1917年10月的革命变革具有同等的意义。
这个革命的特点，就在于它上有国家政权的倡议，下有千百万农民群众反对富农盘剥、争取自由的集体农庄生话这一斗争的直接支持。
这个革命一举解决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三个根本同题：
（一）它消灭了我国人数最多的一个剥削阶级，即作为资本主义复辟支柱的富农阶级；
（二）它使我国人数最多的一个劳动阶级，即农民阶级，从产生资本主义的个体经济的道路转上了公共经济、集体农庄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
（三）它在农业这个最广泛的，生活必需的、但又最落后的国民经济部门中，为苏维埃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
这样就在国内消灭了资本主义复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