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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弟犹在做梦，究竟这一个（梦是）什么梦呢？弟深谅解吾兄的苦衷，但是现在弟已经在梦的中途，祇希望这一个梦不是一个太凶恶的结果」
「身在异邦，心系故国」，或可为投共之朱学范当时心情写照。当杜月笙病逝香江，谷正纲挽之以「忠贞足式」，谢冠生挽之以「义比山高」，杜门恒社的忠义精神，卽令甘为共党驱策的叛徒朱学范，也会不知不觉的在作自然流露。譬如他在民国三十六年五月卅日自巴黎给陆京士的那一封信上，便曾有这么一段
「……弟到了巴黎，拒绝一切中外记者，也拒绝（到）工会去演讲，因为弟祇好尽我良心上的责任。这种态度，弟也不求政府当局的谅解，他们（是）无法谅解我的。弟深知吾兄为弟事包疵（庇）万分，现在到此地步，请勿再为弟着想，吾兄应该为本身政治前途打算，如果如此，弟还是衷心感激的。」
朱学范离港出走，远赴欧洲，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由于报章腾载，口耳相传，于是昭昭在人耳目。其实呢，朱学范是恍恍惚惚的置身梦境之中，不知所往，频频回首，民国三十六年七月七日，他自英伦旅次致函陆京士，向「京士吾兄」一叙离情，朱学范告诉陆京士说：（原文一字不改，因为这是后来贵为共党伪国务院邮电部部长、伪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伪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山东代表、伪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伪民革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朱学范辞离民主自由世界的最后一函）
「京士吾兄：好久没有写信，至歉。
「人生好象一个梦，自从到了欧洲，于法国留了十几天，就到捷克、日内瓦，现在到了伦敦。
「现在我的问题根本上很难补救，但是我始终留了余地。将来大家还要见面！
「在捷克世界工联会，我没有说什么。同时我待大会开了二天，我就溜到了日内瓦，去参加国劳理事会。这次世界工联友决议案，在我走了以后通过的，而且这是公意。
「我于六月十一日到了日内瓦，出席理事会，十九日开大会，照手续我可以做一些反宣传工作，但是我忍耐着，李平衡兄（三十届国际劳工大会我国政府首席代表）到了以后，我连工人组会议也不出席了。同时我也就离开了日内瓦。
「这次在日内瓦，大家都见了面，我在国外无法不说几句话，我始终是保持沉默，说得很少而且很和平。我这样告诉你，并不是要讨好着你，或者讨什么功劳。我所以不说，我（是）因为感觉着有许多话不应该我说，有许多事我可以不做。现在我无法求当局谅解，我也不可能求当局谅解，现在我要做的说的，完全由于良心上应感。在报上告诉我，我已彼（被）当局通缉，我并不难受，这也是应得的结果。
「在私人方面我始终感觉着我感激你与开公（吴开先），又以开公之热忱爱护，我永不忘的。我到伦敦以后祇有几天，精神很不好，再会！此颂
勋祺弟范上七、七。」
「有许多话不应该我说，有许多事我可以不做。」「现在我无法求当局谅解，我也不可能求当局谅解。」朱学范投共前的矛盾痛苦，在这几句话中表露无遗。马超俊主编的：「中国劳工运动史」第七编页一七○二，「民国三十六年」第五节载称：
「上年（民国三十五年）叛国潜赴香港之朱学范，在港冒设中国劳动协会，彼卽假借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名义，擅自向第三十届国际劳工大会报到，自称为中国劳工代表，以与我正式劳工代表安辅廷相争。在国劳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双方争论达两小时之久，经资格审查委员会认为朱在香港所设之工会，不能代表中国劳工，决议令其退席，并认安辅廷为中国合法劳工代表，出席大会。」
这便是朱学范在日内瓦大捣其乱的经过，他的祸国阴谋不堪一击，「国劳」资格审查会一次辩论，朱学范卽告逐出会外。他在伦敦蛰居一段时期，三十七年春，潜赴哈尔滨正式投共，腼颜变节。卖尽气力的结果，中共酬他以邮电部长一席，在投共者间要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个。然而，投共者卽使贵为伪部长，待遇也不能与共干等，三年前，他曾在伪政协第四届全委会上发表：「我最近到一个邮电基层企业去蹲点的体会」，共党所谓的「蹲点」，略同于我们的「当班」，当时已在他出任伪邮电部长十六年后，还得到邮政基层企业去「当班」，他当中共伪部长是什么滋味，举一可以反三。
我就晓得你要来了
上海的粮仓，劳力来源──苏北在抗战八年期间，一苦于日寇占领，敌蹄蹂躏，二苦于游杂伪军，横征暴敛；胜利前后原已民穷财尽，满目疮痍，殊不料乍见胜利曙光，方归祖国怀抱，不旋踵便有共党部队新四军，自南而北跨江而来，由管文蔚、陈毅等率领，采取各个击破手段，政治分化，特务活动与武力解决三管齐下，将原驻苏北保境安民的国军八十九军、税警总团、苏北保安旅、常备旅等部逐一解决，从此，苏北成为「解放区」，沦于共党的血腥统治之下。
中共在苏北，显露狰狞面目，厉行三资鬪争，鬪资望、鬪资产、鬪资历，什么「望中央」、「扫地出门」、「活埋」、「五马分尸」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图将苏北各地的老年人、小资产阶级、小市民，凡是不能供他们驱策的人，屠戮殆尽，年青人则一律参军，凡十六岁至四十五岁的男女，无一逈免。男的当兵、下田、做工，女人作为「一杯水运动」的牺牲品，充任营妓──「慰劳队。
惨无人道的清算鬪争，全面的在苏北各地进行。中共的奸计，相当毒辣，他们藉腥风血雨，无日无之的大屠杀，迫使数以百万计的妇孺老弱，弃家逃亡。这些消费份子，离开了苏北，逃到了江南，一方面可以节省苏北的粮食与生活必需品另一方面，则百万人相率就食江南，使江南一带粮食供应匮乏，物价飞腾，直接戕害国民政府的经济命脉，造成往后的通货膨胀，社会经济全面崩溃，遂使大陆沦于竹幕。尤且，大量苏北难民之南来，更深切影响京沪一带的社会安宁，地方秩序。举一个例，民国三十五年九月，自苏北共区涌到扬州的难民达五万余人，据统计，难民人数占县城居民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每三个扬州居民，不论贫富，家中有无余粮，必需负担一个难民最低限度的衣食否则的话，濒于饥饿者势将铤而走险。
三十五年八月一日，共军在苏北猛攻南通之际，突然掘毁运河河堤，于是洪水泛滥成灾，淹没地区广达三百平方里，迭经战祸屠戮的苏北同胞死者无算，同时又激起新的逃亡潮，各地难民如潮水般涌向京沪沿线各大城市，远者尤及于杭州。京沪杭各城市车站、马路、公共场所，到处麕集着成千上万，嗷嗷待哺的难民群，使得各地粮食、物资空前匮乏，物价一日数涨，工商业惶恐无已，陷于半休业状态。
因此，在三十五年八月十五日，国民政府蒋主席下令行政院，设法救济苏北难民，并且解除京、沪、杭各地工商危机。
未几，社会部部长谷正纲、江苏省政府主席王懋功，联袂抵沪，趋访杜月笙，请他登高一呼，在上海发动苏北赈灾募捐。当时，他一反常态，对江苏桑梓之地的巨灾，反应殊为冷淡，他向谷、王二位大员逊谢不遑，一再推辞，说是如今恐怕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主持劝募人选，最好另找高明，以免贻误大事。
谷、王二位不得要领而退，等他们一走，杜月笙便跟他的左右亲信说
「不是我对苏北水灾不热心，去年办一次赈灾，江苏省政府钱拿走了，对于捐钱的人并无交代，褒匾奖状一件不发。我办社会公益，全凭一个信字，上次等于是我失了信，这次我便不好再开口说话。」
可是，苏北难民越来越多，紧急救济刻不容缓，杜月笙菩萨心肠，又不忍袖手旁观。这
时候他心目中嘱意一个人，很想交结，便使杨管北放出空气，说是江苏赈灾的事，如果由江苏省党部主任委员汪宝暄去跟杜月笙说，祇怕他会答应。
马上就有人去告诉王懋功，于是王懋功便和江苏省议会议长冷遹，一道去找汪宝暄，请他跑一趟上海，促成这件大事。汪宝暄因为赈灾救济不属省党部的业务范围，不免有点踌躇，特地晋京往谒陈立夫请示，陈立夫当时便说：「很好，旣然杜先生对你重视，你便去做好了。这也是党对于老百姓的服务工作，其它的问题你可以不必考虑。」
汪宝暄抵沪，先找两个人，吴开先和杨管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