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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头说话时杨处长不停地用手捅我，似乎要暗示我什么事，我却一点都不懂得她的暗示。我打量她，看见她还是头发蓬乱，嘴上长着黄泡，她激动些什么呢？
“真的吗？真的每天夜里都有抢劫案发生吗？”她突然提高了嗓门。
“千真万确。二位要去那里住宿吗？我劝你们三思而行。”
杨处长兴冲冲地掉头就走，我紧随其后，思忖着这个女人怎么一下就变得心明眼亮了呢？瞧她走得多么快啊。
我们进入那竹楼的时候，听见有人在哑着嗓子大喊：“阿莲回来了！”但是大堂里空空的，—个人都没有。我看来看去的，发现了墙角的鸟笼，原来是鹦鹉在喊话。杨处长也发现了，她笑得直不起腰来。杨处长像换了个人似的，目光炯炯，脸上泛出油光。
竹楼里头尽是空房子，看上去好久没住人了，但是既没有温泉，也没有按摩院，连个人影都找不到。我们提着行李从楼下找到楼上，然后又下来找；还是一无所获。我想将行李放在后面天井里，空手去找人，杨处长制止了我，说这样做太危险，因为她已经感觉到这楼里有人。“万一是土匪呢？我们的行李不就丢失了吗？”她嘀咕道。
一回到大堂，鹦鹉又叫起来：“阿莲回来了！阿莲回来了！”杨处长说这只鹦鹉把我认作阿莲了，因为我们两个长得太相像。我觉得她在胡说八道，难道阿莲来过这里吗？杨处长不理会我的质疑，预言说：“你总会明白的，什么事都有可能。”我问她怎么办，要不要换一家旅馆。她激烈反对，说我是个贪图安逸、省事的人，还说既然出门在外了，就要把发生的一切事都当作猎奇，充分享受旅游的刺激。说着话，她又跑到大门那里向街上张望，好像在等人似的。这时我想，鹦鹉不会乱说话的，莫非阿莲真的来过了？
杨处长真是个让人惊奇的女人，出门在外，她一副不管不顾的样子，蓬着一个鸟窝头，眼泡浮肿，我记得今天早上她连脸都没洗呢。她大言不惭地说她要猎奇，是不是猎奇的人都是这副走火入魔的样子呢？瞧，她打开自己的行李包，将毯子铺在竹地板上面，好像打算在这里安顿下来了——她居然在那个巨大的行李包里头放了一床毛毯！她铺好毯子之后，就用一个指头朝自己鼻尖勾了勾，召我到她面前去。
“我要睡觉，我昨天夜里累坏了。你就在这里值班吧，发现情况就叫醒我。”
她说完就倒下去闭上了眼。我虽然心里老大不乐意，也只好在这个空空的大堂里走来走去的。闲得无聊，我就去辨认竹墙上刻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字。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那一根根竹子上刻下的不是字，而是一只只眼睛。我很快就感到自己被各式各样的眼睛包围了。是谁这么执著，非要刻这么多眼睛，就好像同谁较劲似的呢？看起来，那人满腔仇恨，因为他刻出的每一只眼睛都是深深地陷下去的，瞳仁上涂着绿色，迫使人一旦看见就摆脱不了。接着我又听见了很多杂乱的声音，看来这竹楼里头并不是空的，而是有很多人，只是我看不到他们而已。那些声音似乎是都在讨论一个很急迫的问题，有人在反复地说“血案”这两个字，声调越来越高，忽然，有一只大眼睛里面的绿色瞳仁闪出了磷光，我害怕得倒退了几步，但它紧盯我不放。
“你没有勇气生活吗，忆莲？”杨处长在那边大声说。
我回过头一看，看见她是在说梦话，她的一只手挥动着，好像在赶开蚊蝇。
再回过头来，那只眼睛不见了。周围的窃窃私语似乎在催促我去干一件什么事，但每个声音都是欲言又止，它们称我为“盲妹”。不知怎么，我觉得这些声音都是我的邻居和同事发出来的，但具体是哪个人却又弄不清了，只是感到特别熟悉。
鹦鹉在笼子里烦躁地扑打着翅膀，杨处长已经坐起来了。她盯着那只鸟，一点也没有要离开的样子。
“这竹楼里头很不安静啊。”我说，“杨处长，您是第一次来吧？”
“当然是第一次。这墙上的每一根竹子都让我想起我的家乡，真是触景生情啊。我出来以后就再没有回过家乡。我是兵荒马乱的时候出来的，那年我十三岁。当时到处都是隆隆的炮声，我回头一望，我的渔村已经消失在灰雾当中了。其实我们那里并没有竹子，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一听那老板说起‘竹楼’这个词马上就想起家乡来。思乡是—种病，你说是吗？”
“我不知道，我从小就生长在城里，只是短时间离开过，没有这种体验。”
“怎么会没有这种体验呢？”她责难地瞪了我一眼，“阿莲就有这种体验。”
“阿莲同我一样也是在城里长大的呀。”
“她夜夜梦见—个礁石岛，从三岁开始一直到现在都这样。你怎敢断定她没离开过城里！”
说话间她已经换上了宽大的睡衣，穿上了拖鞋，就这样在大堂里走来走去的。我想，莫非她准备去洗温泉了吗？温泉在哪里呢？她又到大门那里向街上张望，也不怕人家看见她这一身打扮，一副倚老卖老的派头。她到底等谁呢？
往年我到银城来，这条街上到处都是灯红酒绿，家家旅馆几乎都客满，时常要跑好几家才可以找到一个住宿的地方。虽然旅游事业兴旺，却不知怎么回事，这里的人都很穷，到处是贫民窟，除了我们所在的这条主街之外，其他地方没有一栋像样的建筑，甚至连楼房都少见，全是那种土砖砌的矮屋，屋门口坐着眼圈黑黑的老人。我听办事员告诉我说，其实这些土屋的主人都很有钱，之所以生活如此清贫是因为他们憎恨享受，他们追求的是另外一种享受。“是吸毒吗？”我问办事员。当时他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样。我又追问了好久，他才说了三个字：“白日梦。”他说，就是那种梦把银城的人害苦了，害得他们眼睛看不见，耳朵也听不清，时常连亲人也不相认了，一味地坐在黑屋里苦思苦想。“想些什么呢？”我问。办事员说，他们想的不是一件具体的生活上的事，而是如何将生活上的事从脑子里排空。有时候他们躺在家中执
著地望着天花板，试图让自己的视线洞穿天花板到达阴沉的天空；有时他们又会跪在鸡笼旁倾听母鸡的咕咕低语，决心从那咕咕声中分辨出某种古老的信息。总的来说，银城人是禁欲的、生活清苦的，可他们却任凭外地人到此地来过放荡的、挥霍的生活。我想回忆起我在银城走街串巷的日日夜夜，可是我仅仅记得起一些模糊的片断，一些面目不明的人影。我是去搞社会调查的，我本应同他们直接接触，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却有看不见的屏障隔在我同他们之间，我在笔记本上记下那么多虚幻的数字，而这些影子发声时，往往伴随阴森的、地窖里的回响。不，关于银城，我死也得不到一个踏实的印象，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将这里作为旅行的第一站的原因吧，我想利用另一位见多识广的女性的大脑来作出明晰的判断。然而这一切好像正在落空。
“啊，啊！”杨处长口里发出吃惊的声音，朝街对面的小巷挥着手。
我连忙凑过去看。除了那个小五金铺子，我什么都没看到。
天黑时我们才走出竹楼，去街上的饭馆。这条繁华不再的长街令我感叹不已，这里就连街灯也变得稀稀拉拉，零星的行人大部分时间走在暗影之中。我心里不断地涌出怀疑：这到底是不是那个银城？当然是，这些旅馆、餐厅，还有这些商店，这座形态独一无二的梯形的监狱，难道还会有错吗？
“我们要大吃一顿。人乡随俗并不是天经地义的。” 杨处长说话的语气有点怪，冷冷的，像说别人的事一样。我想去我常去的那家叫“银城地下餐厅”的饭馆，但杨处长不准我去。
“你没闻到从那下面冒上来的死尸的气味吗？傻瓜，那里是个黑帮窝。”
“可是我常去那里吃饭的。”
“那是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才没出事。他们对不知情的人采取长期观望的策略。”
她拉着我跑过马路，又跑了一气才停下来，说是要躲过那些人。当我们再回头看时，看见“银城地下餐厅”里头的灯全黑了，有人从里头冲出来大喊“救命”。
“您是如何知道那里是黑帮窝的呢？”我心有余悸地问。
“闻出来的嘛。我刚才不是说了有死尸味吗？你不要问了，我们快回竹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