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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儿子，邹靖国激动得顿时眼眶湿润，喉头紧紧地上下收缩。“没想到，咱们爷俩儿还能见上一面。大伦。”“是啊，爹，我娘和姐妹们都好吧？”儿子急切想要知道亲人的近况。邹靖国小声说了家人一些琐事，姐妹该出阁的嫁了人；该定亲的定亲了；娘最担心想念的是没娶亲的儿子。说到娘，邹大伦说一会儿路过家门顺便转回去看看娘，邹靖国的脸色变了，连连摇头道：“不可，不可，万万不可。”“爹，我会小心的，看一眼就走。”儿子宽慰道，他伸手抓了老爹桌边的手，老爹好像被针刺了一下，“呲儿”了声躲闪着，邹大伦这才发现，长长袖口遮掩着，露出半边老爹的手，伤痕累累，手指甲青紫乌黑淤血，刚才不曾注意到。
儿子吃了一惊，问道：“你的手指怎么了？伤成这样？”
“没事儿，不碍事。……咱们都不能回家，情况吃紧哪。”养父避开道。
儿子道：“县委和山里的联系中断了？”“你今天马上离开山东。”养父急切道。他纳闷问道：“为什么？”“什么都别问，马上走。”父亲嗓音嘶哑而严厉道。“听说县委出了叛徒，他是谁？”他追问道。
养父张望了四周，小心答道：“苑恕！秘书长。整个组织都是他被俘后破坏的。”
儿子吃了一惊，竦立倾身看着养父，又坐下了，“听说是组织决定让他自首的？”他疑惑道。
养父冷笑道：“放屁！我是县委书记，我怎么没听说。”
儿子从当县委书记的父亲口中确认了这个铁证如山的结论，依然有些将信将疑。停顿了瞬间，他一时竟不知说什么才好。这使得他想起了白莲。白莲说过，感情不能代替事实。在一个充满怀疑和不信任的年代，对人，智慧和常识都是无从判断的。邹大伦摆弄茶杯，叹息一声，父子俩都沉默着，邹大伦抬头无意扫视了周围，啜茶。他看见不远处两个轿夫眼神漂游，嘀嘀咕咕说话，露出了雪白的牙齿，本地农民的牙齿似乎没这么白呀？轿夫肩部肌肉的线条怎么没有？视线下移，他俩人的布鞋是新纳的，鞋底挺厚，绗线清晰，麻线线头还没被泥土玷污，终年出大力总是走长路的轿夫，费鞋，可谁会穿板板正正的新鞋走路哪？闲置在院内的花轿门帘一闪一飘，隐藏着什么？轿夫？杠夫？一个闪电般的念头啮刺他的神经，头皮霎时竦立。他盯着老爹再次问：
“心如居士他是叛徒，他家人知道吗？”
“知道。他家人都不可靠！你要小心。哦，对，白莲她是不是还在这里？”令人又一惊。
“不，已经离开了。走了。”他不知为什么脱口而出。
“走了？前天有人看见她了，你有她消息立即通知我。任何人不要相信，你以后只能听我的，与我单独联系！”父亲说完，递给他一个包儿，“这是路上的盘缠。还有一点日本人的枪药，带着以防万一，好使！”邹靖国强调一句。养父一一交代路途上过关的常识，应付国民党检查的方法，提醒说越接近边区，查得越紧。哪个地方查得特别紧，该怎么对付，到哪个地方应当住什么旅店都想得周到。
邹大伦如同空气似的夺路而出，他头皮发紧，脚步飘动呼呼生风，心里翻江倒海。走在街上，头也没回地背离他的养父。风在他的身后盘旋，追赶他心里残存的那一丝丝斩不断的温情，父子最后一别的场面让他脑袋晕，晕得迷迷瞪瞪。他从一个小巷转到了另外一个小巷，自己也记不清转了多少个弯。好像迷路一样反复瞎转悠。一方面让自己头脑在深秋的秋风中冷却，同时确认没有人跟踪。潜意识里，还有个未了心愿，黏滞着他的脚步。他突然萌发了回家看娘的念头，哪怕是赴汤蹈火也不在乎。
是啊，妨碍他做一个重大决定的是家，是亲情，刚才的那个时刻震撼了他，使得他无法立即清醒。往前，路口拐弯，便是一家药铺，药铺门上贴的封条提醒了他，这药铺是柏香茗父亲家的老铺子，现在，人去楼空，只有潮湿的路面上风雨卷起灰腾腾的一圈圈秋叶。他趁着天没黑，挨近了自己的家。远远的，他看见了大门，家里的烟筒冒出缕缕青烟，养母做晚饭的时辰，可以想像她的身影。养母的善良、贤惠，精心持家，从心里疼他，待他如同亲生儿子，静夜里他无数次地默默祈祷，感谢上苍的恩赐，想到这儿他热泪盈眶。忽然，在他身后，响起了脚步声。不知什么人快速走来，中间犹犹豫豫地停住。他放慢了步子，果然，他听出这个人改变了主意，转身走了。他坚决地回头看，那个人好像突然冒出，又眨眼消失了。再仔细审视家的附近，几个可疑的人晃来晃去，是许多不相干的陌生面孔。
邹大伦打消了回家的冲动，他放弃了，转身走向黑夜。他手里潮乎乎地握着养父给的路费，攥得手心疼。白日里的阳光下，一次向往已久的亲人会面，让他心揪揪的疼，不能想像给邹大伦带来怎样的、非同小可的心灵巨变。
第二部分
第四章（4）
卖毛笔的女人
我母亲再见到邹大伦，他的样子很吓人。头发凌乱，胡子喇碴，眼窝都塌陷下去，一副憔悴失神的模样。他在这几天里跑了很多路，通宵达旦地跑路，提着精神思考，大脑一分钟不能休息，疲惫之极。他上气不接下气，对白莲说经历的各种事情，尽量希望讲述得简短扼要，结果，反而因心绪混乱而讲得更加杂芜。当然，我母亲不知道他讲的时候有意剪裁了一些部分。他剪裁的哪些东西，是个人内心有所保留的，存疑的，暂时未被证实不能轻易下结论的部分事实。
与当爹的县委书记见过面，从县城出来之后，他又去找了我爷爷，亲自和心如先生谈了话。那个深秋，爷爷在老家服药养伤，自从出狱回去后，彻底一副居士装束，院门根本不上锁，四敞大开，好人贼人都进出自如。遇到来人他轻易不开口，开口说话又不免有些癫狂，玄妙，漠然地说：“我是阎王爷划勾儿的小鬼，横竖做不成人了，哈哈哈，我随时等着来人，不是国民党来抓我，就是共产党派人来杀我！”
见到了邹大伦，爷爷态度不卑不亢，没有任何惊喜的表示。更没打听儿子和儿媳的消息，好像那些人世间的生活与他完全不相干。有一点可以肯定，他重复了几次道：“邹大伦，算你有种，敢来见我。我活着回来，他们没一个来见我。不管我死活，你算个证人，如果你见到他们”——他强调性地说出“他们”俩字，泛指许多人的意思，“告诉他们我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谁做过，天知、地知、自知！”
邹大伦省略了把大洋和枪药给我爷爷的细节，最主要的是省略了关于真红霞遭遇的事情，看到白莲当时的眼泪，他忍住了，实在是不忍心看到一个女子要承担那么多的沉重与不幸。
最后，他结论性地说道：“不能犹豫了，咱们明天准备上路！”母亲扭头看着他，不解道：“咱们？上路？”“对，我陪你一起去延安。路上这么远，俩人总是个照应。”
听他这么一说，母亲的心立刻踏实下来。去延安这决策的神圣性和危险性使得他俩陡然振作，此时此刻，他们成为真正相濡以沫的一对。
所以，在我家收藏品中，只有一支毛笔是属于母亲的特殊收藏。
母亲在日记里说：1942年初冬。离开家乡去延安前，当时，我看出邹大伦心事重重，可我没多想，我自己心里也是愁云浓密，浓得喘不过气。长期隔绝之后，去延安根据地，我的盘缠仅仅是一把毛笔，我最大动力就是爱情，我发誓要千里寻夫找爱人。当然，我早就向往革命圣地，那里的每一点消息都给人力量。
于是，带着一肚子的疑惑和忧虑，第二天他们开始上路。
三年的各种变故，结婚、夫妻离散，除奸，荣誉与死亡，废墟瓦砾的村庄、恐怖的无人区——所有这一切都化为巨大空虚，恍如梦幻。想当初她动了逃跑离家的念头，谈不上是拯救全中国，女孩只想拯救自己。她自己也没想到，生死相依的爱的激情，花前月下私订终身的她，竟成就了后来那个豪气万丈的白莲。现在我是谁？我是白莲？白莲怎么好似落荒而逃的窝囊废，我成了卖毛笔的女人……
第三部分
第五章（1）
亲朋好友
原指望找人开导开导老头儿参加母亲追悼会。结果，在长长的名单上扒拉来扒拉去，找不着一个。名单真不少，以父母这把年纪、尚且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