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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北京后一个月，忽然接到老虎电话，原来他也返回北京工作了。在一起吃过一次饭，当时还说，要约在一起打球来着，不过后来因为我的工作忙，渐渐也就不怎么联系了。
2002年底在一起游泳队活动中，忽然看见老虎，才知道游泳论坛上的“老虎”原来就是早就认识的熟人。2003年“非典”，大家吃饭聚会的时间多了，开始经常见面，打球，游泳，吃饭，K
歌，老虎个子不小，心态却很小，有的时候说话做事都像个孩子。
这个世界上，有的人会让你爱一生，有的人会让你恨一生，但是更多的人在你的记忆里都只是淡淡的痕迹。老虎是我的朋友，但是说不上太近，也说不上远。“非典”后，老虎在QQ 上连了我，有的时候会聊聊生活、感情和工作，但都没太深入。只有去年他跟爱人分手，在QQ 上说了很多话，我都没怎么回，他也不介意，大概人在那样的时候只想要一个听众而已。
最后一次见他是去年冬天，他约我一起打羽毛球。那天首体很冷，他不停地咳嗽，当时还说感冒了。打完球后我俩一起去什刹海旁边一个店里吃小吃，跟着就认识了他的两位朋友，现在我跟另外俩人倒能因为健身的关系见面，而老虎却没了。
应该就是那之后不久，他被检查出了肺癌，晚期。他才29岁。确诊后听说他就有些垮了，拒绝接受治疗———像他那样的孩子性格，未必是垮，多半是害怕，害怕而后逃避。上周三，老虎殁于西安。几乎是在他去世的同时，我无意中按了他的电话。
这时候我才知道，他父母是北京知青，一直在西安，只有他一个人在北京，住在亲戚家。病发后，他回了西安，选择了回到父母身边。我开始慢慢明白，他的性格中为什么有那么多敏感、孤独、好强以及孩子气的色彩，只是当我逐渐明白这个人时，他已经消失在人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那个叫“森林大帝”的QQ 头像，也再不会亮起。
我没有翅膀
在我办公桌抽屉的最底层，压着的那封两年多前老记者来的信，尽管我经常闭眼不看，但是在我心里它却时刻醒着。
只要是故事，就会有个开头因由。那天把《我被“剽”了》写完，一朋友看后就问我：“怎么你放那文抄公一马的原因一点没写？不可能没有原因的，你这样的脾气绝对不会无端地放过他！”
这话说得不错，我之所以会选择放那人一马的确是有原因的，尽管这个原因对我来说有些挥之不去的酸涩。
2000年3月，我已经在报社当了9个月的实习记者。那时我离毕业还有4个月，但是已经和报社签了协议。当时找研究生部学生处盖章，老师看了一眼有点惊讶地说：“《北京青年报》？它可是很少接受应届毕业生的，而且还是外地生源。”同学们也知道进“北青”很难，所以连实习都很少来这里，我进了“北青”让大家都很惊讶。
我虽然是个很看得开的人，但是旁人的惊讶还是让我有些沾沾自喜。那时我在以前的国内新闻部做机动记者，没有工作量的要求———这些都让我忘了一件事情：我没有翅膀，我只能站在地上。
事情就发生在那种状态之下。4月的一天，编辑布置我采访“修建人工运河使淮河入海”的新闻———其实这题是南方某报之前做过的，我看过这篇稿子。和淮河水利部门进行了简短的电话采访后，发现他们说的以及能给我提供的材料都在那篇稿子里；对方把一份传真发给我，材料也并不新鲜，稿子里也有。
于是我就拿着那篇稿子，删删改改，类似《我被“剽”了》一文中那人改我的稿子那样，要么换种说法，要么调整一下语序，写成了一篇600字的稿子（原稿500字左右），内容跟原稿差不多，唯一新鲜的东西就是水利部门确定了开工的日期。
稿子第二天就发出来了。过了三四天，总编辑秘书转给部门主任沈一封信，沈看了一言不发递给我。我拿来一看就开始冒冷汗，写那篇稿子的南方某报记者把我的稿子和他的稿子都寄了过来，重复的地方都划了线，随信寄来的还有他的采访笔记复印件和淮河水利部门提供的资料复印件。总编辑批示：“望查实此事，如果属实要严惩。”
沈说：“把你的采访笔记给我看看。”我拿出采访本，那天的电话采访记得还算详细，文章中的要点也基本上都在，对方信里的材料复印件内容和那份传真内容也完全一样———这时候才发现，其实根据这些东西，我完全也能写出一篇稿子来，可是，为什么自己就没写呢？
现在想想，那种行为不是抄袭是什么？虽然文字比原文好些，可是骨头架子是别人的，思想精髓也是别人的，属于我自己的不过是那多出来的100个字而已！但是我那时候脸嫩，死活不承认自己抄袭，觉得那样无耻的字眼怎么能跟我扯上关系呢。先前很长一段时间的飘飘然顿时烟消云散，心情如坠山崖，甚至担心因此影响毕业的事情。一向睡得塌实的我，那个晚上居然梦见无数咄咄逼人的眼睛。
沈其实很明白，但是她顾及了我的面子，没有再提这事。后来她跟总编解释这事时，只说我的稿子和那人的稿子实际上出自同一份资料，采访的也是同一个部门，只是发稿的时间有区别而已———这当然是在替我说好话。总编听了，说一定要跟那位同行解释清楚。
跟原作者解释可没那么容易了，那人是南方某报的主任记者，资历深厚———沈给他打电话时没有再回避，而是非常诚恳地向对方道歉，这让在一边听着的我汗流浃背，这些话明明该我自己去说的。
我原来以为那人如此郑重其事地兴师问罪，此刻还不臭骂我一顿，没想到那人听了沈的道歉后很平静地问道：“这是个年轻记者吧？”
沈说：“是个实习记者，很年轻，还没从学校毕业。”那人说：“要是这样你就告诉他以后不要这么做就行了，年轻人谁不会犯点错误啊？他先要学会做人，做文章其实是件很简单的事。至于别的惩罚就没有必要了。”
沈原封不动地把那人的话转告我，我几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然后就是脸有些发烫，由里到外一波跟着一波翻滚起来。最后沈拿着那人的信问：“这个怎么办，是你拿去还是留在我这里？”我想了想：“留给我吧。”
从那天开始，蔓延在身体里的虚荣和自喜都没有了，被那人一句“先要学会做人”给荡涤得一丝不留；从那天开始到现在的六年时间里，我在北青报发的700多篇文章、上百万字，都是靠着采访记录再在电脑前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无论长短无论好坏，都是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放那个抄袭我文章的人一马的原因，因为两年多前有个人放过我一马，同时还教了我抵御浮躁和投机的最重要的一课：做人。
所以今天我才说，如果那人是个年轻记者，我只会给他打个电话让他以后不要再这么做了；不过这次抄我稿子的是个颇有名气的老记者，我不敢奢求自己这样一个愣头青式的一相情愿的想法能够教导一个老江湖保持操守，尽管我用2000块钱做了砝码，那人也许会更心疼那20张钞票，但是这仍然是件必须要做的事情，不管他还有没有胆量翻动让他汗流浃背的那几个瞬间，就像在我办公桌抽屉的最底层，压着的那封多年前老记者来的信，尽管我经常闭眼不看，但是在我心里它却时刻醒着。
有时候想想，当某些名利的东西在不断诱惑的时候，这封信也许是保存自己尊严和人格的最后一块盾牌。
愚人节
记忆里惟一一次在愚人节主动骗人，感觉并不美好，因为它让我少了一个朋友。
20年前刚从报纸上知道世界上原来还有这么一个节日的时候，就一感觉：外国人吃多了吧，什么事不好好做偏要去骗人？那时候还有无数的功课和作业压在身上呢，过什么愚人节啊，不如多做几道选择题。
后来这个纯粹的西洋节不知怎么就流行起来了，大概是中国人越来越有娱乐精神了吧。那时候我们班最狠的整人方式，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