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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几个月后，女孩找到刘伟的公司和中国大使馆，说自己怀孕了要刘伟负责———此时摆在刘伟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回国接受处分，当时的国内发生这种事尚属禁忌，何况是这样的情况。因此选择这条路也就等于选择了身败名裂；二就是和那女孩结婚，从此留在当地生活。结果可想而知，刘伟无奈中选择了后一条路，放弃了工作和国内的亲情，在喀麦隆一呆就是近20年！
我听后呆了一会儿，因为觉得这像篇小说而不是真实的生活。然后才发现从日子推算刘伟也就40出头，他的显老大概是经历的缘故。
接下来的那个周末不用采访，我和星文便去拜访新华社驻喀麦隆记者站首席记者陈顺。陈顺和夫人徐小军老师10多年来一直在法语国家外派，在喀麦隆已经任期将满，还有几个月就要回国了。
大家一起吃饭闲聊时，又说到刘伟，我因此知道了故事的后半段：刘伟跟着那女孩到了喀麦隆东部生活，那里比西部更贫困，连喝的水都没有经过卫生检疫，他喝了后肚子里长了很多虫，多次重病……如果不是他身体好，早就不知死过去几次了。
从一个有着锦绣前程的大学生变成后来这样子，刘伟也不是没想过摆脱。但是那女孩和她所在的族人把他看得很紧，他的护照也被收走，身上除了零钱外不会有大钞。时间一久，孩子接二连三地出生，刘伟也渐渐失去了“走”的心思。我想这大概就是“死心”吧。
徐老师还说，当时在喀麦隆的中国人有些瞧不起刘伟，因为他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被留下来的，觉得他丢了中国人的脸，有的经商的中国人还不卖东西给他。看到这种情景，于心不忍的她还曾经帮刘伟出面，买来东西后再交给他。
“现在刘伟靠什么生活呢？”我问。“他没有固定工作，前几年做生意还赔了。平常国内有人来了他当当翻译，这样会有些收入，但是情况并不是特别好。”另外，刘伟的家人至今不能接受这个现实，他惟一一次回国探亲时，都没见到他的母亲。
我听了之后又发了一会儿呆，因为这些比让刘伟选择更让人觉得难受，选择也许是一瞬间的事情，而接下来的是近20年旁人只能叙述不能想象的坎坷。3只是我没有料到，这件事还会有一个更加出人意料的尾巴。
在喀麦隆呆到第九天，也就是计划中离开喀麦隆的前一天，我们终于等到了喀麦隆国家足球队在雅温德集结。打听到球队住在雅温德希尔顿饭店，我们拉上刘伟就赶了过去。到那里后发现球队还没到，于是我们就在酒店旁边的树荫下等待。
等了一会儿，星文开始无话找话。他问刘伟：“您的法语是在哪儿学的？”刘伟说：“是在四川的一所学校学的。”这让我稍微有些惊讶，我一直以为他是北外毕业的。我所知道的四川在20年前就有法语专业的大学除了四川外语学院之外就只有四川大学了，我自己是川外毕业的，所以当时我也没有多想，顺着就问了下去：“是四川哪个学校啊，川大吗？”
刘伟摇头：“不，是四川外语学院，在重庆。”星文一听，指着张大嘴巴惊愕中的我说：“他也是川外毕业的！”刘伟也大吃一惊，有些不相信地看着我：“你真是川外毕业的？”我点头：“是真的啊，我是川外英语二系94级的！”
刘伟说：“我是78级的。”我说那时候法语系还和德语系合称法德系呢。刘伟眼睛一亮：“是啊，法德系，法德系！”我问他还记不记得在川外时的老师，他说专业课老师中他只记得冯光荣，另外还记得有个体育女老师蝶泳游得很好———那位女老师我知道，也曾经给我上过课，而冯光荣便是我在川外读书时的院长！
他说，我是他这么多年里见到的第一位校友。
如果说前几天听到的关于他的故事还只是让我觉得离奇的话，这个意外一下将我和这个故事的距离缩短了———因为自己和刘伟竟然会在万里之外的异域，发现彼此有着一块长达4年的相同记忆，它来自于同一个校园，也许甚至是同一棵树或者是同一扇窗户。
在最初的惊愕过去后，我和刘伟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他的神情已经不像先前那么自如了。我说：“您比我高那么多级，我得叫您大师兄。大师兄，我们俩拥抱一下吧。”说着我们俩就真的在雅温德炎热的阳光下一块小小的绿荫里拥抱了一下———我看见他的眼圈一下红了。
第二天就是离开喀麦隆的日子。中午我们正在收拾东西时，刘伟来了。我们将翻译费用付给他后，他并没有急着离去，坐在床边一边看着我们收拾东西，一边和我们闲聊。
“大师兄，我们照张相吧？”我拿出数码相机，让星文给我们拍了两张合影，相片上他的笑容很平静。
“好了，我走了。”拍完照片他就起身告辞了，我们重重地握了一次手，然后他转身就走了，我目送他走出大门，他没有回头。
两个小时后我收拾完东西，走到阳台上想伸个懒腰，忽然发现一个人正蹲在中国大使馆门前的树荫里，默默地抽烟。是刘伟。我看了一会儿，终于忍住没有叫他。
后来我和星文就离开了喀麦隆，继续我们的非洲之旅。其间经历了很多波折，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麻烦，我都没有再抱怨一个字，因为每当这时候我就会想起刘伟，想起大使馆外那个沉默的背影。一个月后我回到国内，踏上北京的土地时，心里只有两个字：幸福。
回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几次想把这事写出来，都没成功，因为我怀疑这些文字能不能承受得住那么多年的爱恨哀伤，我也怀疑这个故事能不能承受得住时间的刻画———有一次我把这事情讲给川外的一师弟听，他惊讶过后第一反应居然是：“刘伟竟然会因为这个原因留在那里？要是现在……”
那年秋天接到陈顺和徐老师的电话，他们也回国了。我想问刘伟怎么样了，但是想了想又没问，因为我想生活的脚步总归是朝好的方向前进的，至少我希望是这样。
谁的机遇
他太担心放弃，可是不放弃哪儿会有收获；他也不考虑自己，因为他拿不准自己有没有变不可能为可能的力量。
1
在新闻学院读书的时候，10个人住在一个大宿舍，跟教室差不多，很宽敞，我是老九。老三是河南人，家是农村的，很艰苦朴素，为了来北京上学，他家借了很多钱，他继母为此还跟他父亲闹了很多别扭。跟我一样，穷人家的孩子都早当家，老三那时候是我们班的出勤冠军，从不缺课。
怎么说呢，我觉得人的未来有时候跟他的性格有很大关系，老三就是一个例子。他表面上性格很开朗，其实是个性格很矛盾的人，颇为自负，也颇为自卑；两个极端，两相辗转。
那年夏天，班长老五问我愿不愿意去《北京青年报》实习，说报社想找两个男生。我当时穷得丁当响，食堂里大师傅管我叫“刀鸡蛋”，因为我经常就是打一份米饭，炒两个鸡蛋当午餐。我说干吗不去，听说“北青”还给实习费呢，为了挣钱我也得去。实习名额有两个，另一个就给了老三。
第二天中午，班长带着我跟老三去北青报。那时报社还在东南三环的潘家园桥边上，一栋有些年头的六层楼里，而我们学校在石景山游乐园，北京西五环外，花了两个小时才横穿了北京城，见到了当时国内新闻部沈主任。我们问沈，实习都干些啥，要写稿子吗？沈说，不用写稿子，你们要做的就是每天把中央电视台各整点的新闻录下来，然后列表交给编辑，如果编辑需要，就把电视新闻转成文字，这就叫“扒稿子”。
我没想到工作这么轻松，求之不得，却没想到次日我去叫老三一起到报社的时候，他却说不去了。我很吃惊，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实习就想发稿子，要不以后找工作怎么办呢？———原来是沈的那番话让老三的心里起了变化，让他改了主意。
从此我就开始了一个人穿城去实习：上午十点出发，中午十二点到，正好录《午间三十分》，把其中有趣的内容整理成文字；下午编辑从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