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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十多年，她随他在牛津静静过日子，照顾家庭，让他专心学术研究，那是他们婚姻中最美好祥和的时光。直至1988年3月，昂山素姬获悉母亲中风病危，便匆匆告别丈夫与两个儿子，赶返缅甸侍母，想不到此一去，却是夫妻天涯断肠之始。
昂山素姬回国后，刚好遇上缅甸学运爆发，大时代的洪流浩浩荡荡，她很快就被推举为民运领袖，领导全国民主联盟，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
人民需要她，缅甸军政府却害怕她，以莫须有罪名把她软禁在仰光寓所。
此后，阿里斯多次要求到缅甸探妻，均遭到军政府拒绝。几经争取，几年间两人只短暂会面五次。
他早早预感到的日子终于来临，在岔路口，爱情与国家之间，昂山素姬选择了后者：为民族付出无私大爱，牺牲小我的个人福祉已在所不惜。
夫妻最后的相聚是在1995年底，为阿里斯留下了甜蜜的回忆，可是别后他便不再获准进入缅甸。1999年3月，阿里斯因癌症在牛津逝世，在军政府多番阻挠下，昂山素姬最终也无法赴英奔丧。
“我永远不会站在你和你的祖国之间。”当年阿里斯这句爱的承诺，最后通过死亡来体现。他的爱，是别在昂山素姬发上的那朵白花，素净而坚贞。而今，则化作她孤独长路上的一盏温柔的灯，静静为她照亮前路。
回归本然（1）
李银河
世界上现存的多种性观念可以被粗略地划为两大类，一类对性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另一类对性持基本否定的态度。中国古代的性观念属于前一类，即肯定的看法。但是后来这种性观念发生了变化，向着后一类即否定态度的方向发展，直到20世纪末，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开始发生，并渐入佳境。我们既可以说这个过程是向我们古代性文化的回归，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指向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现代性观念的螺旋式上升。
概括地说，中国古代的性观念强调以下两种价值：一是阴阳和合；二是节制欲望。
阴阳和合在中国古代性观念中占有重要地位，与中国人的观念形态有着深刻关系。按照中国文化的观念，男女之间的微观关系与天地之间的宏观关系相似，男女两性的交合就像天与地的交合。云雨结合、天地交合、男女交合的结果就是生命的孕育。因此，阴阳和合是生命之道、生存之道，它对于人的生命是至关重要的。
阴阳的思想是最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思想，一阴一阳，一男一女；阴不可无阳，阳不可无阴；男不可无女，女不可无男。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种观念的优点首先在于，性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被视为一件好事，而不是罪恶；是一件顺应自然的事，而不是违反自然的事。其次，这种性观念的一个副产品是，阴阳价值相等，不可以轻言孰重孰轻。采阴可以补阳，采阳可以补阴，两种方式同样都可以导致延年益寿。
采补之说可能是经验积累，但并无解剖学依据。应当说，这是一种完全没有科学根据的假说，但是由于许多人信以为真，付诸实践，年深日久也就形成为一种文化、信念，或行为规范。
除了阴阳互补的思想之外，在中国人性观念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的是节制欲望的观念。福柯曾注意到，在古希腊，人们也很重视性活动的节制，而不重视哪种行为对，哪种行为错。所以严格地说，中国和古希腊属于同一种性观念类型；近现代西方的性观念则属于另一种性观念类型。
中国古籍中有大量关于节制欲望的论述。在中国人关于性的看法中，节欲的观念极为深入人心，有时，这种思想甚至会带上一点神秘天启的色彩。如庄子曰：嗜欲深者，其天机浅。无论是古籍还是民间都有大量纵欲伤身的恐怖故事。节制的思想深植于中国人的养生之道当中。中国传统性观念认为，性虽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纵欲过度，就会丧失阴阳平衡。
有些国外研究者这样描述中国古代的性观念：中国人能够自然地享受性的快乐，而从不会有西方人那样的罪恶感。中国人认为各种性交体位都是可行的和可以接受的，没有哪一种是不自然的。简言之，中国人对性持有相当开放和肯定的态度，虽然自清朝开始（一说是宋朝），公众态度日益将性视为隐私之事，在公众场所从不言性，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性是一种可以使人身心愉悦、延年益寿的活动。一般来说，按照中国传统的性观念，在性领域中，任何行为都是可接受的，只要不是过度挥霍生命精力。在中国文化中，性既不是一件可怕的事，也不是有罪的事，它是一件有益于健康和人伦因而是很自然的事情。
既然中国古代的性观念是如此缺少罪恶感，如此视之为自然之事，为什么在当代中国性会陷入一种病态的压抑？
中国古代性观念从什么时候发生了变化？有专家认为，从清朝开始，中国人的性观念不再像古代那么自由、古朴，而是向着压抑的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有人开列的转变时间表还要早得多，认为在中国的五千年历史中，人们对性的态度在前四千年基本上是肯定的；但从一千年前（宋代，约为公元960年）开始变化，变得越来越否定、压抑。
对性的否定态度在20世纪的后半叶变得越来越严重，中国社会弥漫着一种禁欲主义的气氛。像所有最初因理想而聚集起来的党派群体一样，中国的革命政党成立之初也十分强调其道德力量，而道德领域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性观念。为了显示和保持其道德力量，革命政党选择了一种严格的性观念，革命者群体内部有着极为严格的禁欲倾向。解放后，这种道德标准在全国推广开来，形成了一种极为独特的道德气氛。
此外，中国文化中固有的以性为耻的思想并未退场。它对人的压抑依然存在。在中国人的性观念中，性是不登大雅的苟且之事，是只可以做不可以说的。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完全的禁欲，但节欲的观念与禁欲的观念也有相当合拍的一面。在近几十年中，革命团体早年的禁欲倾向同中国社会中固有的节欲观念融合在一起，造成了中国的性现状，它带有浓厚的压抑和否定色彩，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顶峰。虽然在近些年有越来越宽松的趋势，但是从社会对一些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置方式中，还是可以看到近现代反性倾向的痕迹。性观念和性文化的改变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我国沉闷压抑的性观念在世纪之交开始了一个新的逆转，这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深受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西方发生的那场规模宏大的性革命的影响。关于这场性革命的功过是非，各种理论流派和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争议。一般看法是，这场20年间的性革命主要表现为：性观念大大放松，婚姻之外的性关系增多，每个人的性伴侣数量增加，人们可以坦率地谈论与性有关的一切话题，各种各样的性话语都得到了表达的机会。变化的基调是对性的态度从否定转变为肯定。
这场性革命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导致了性活动与生殖目的之分离。可以说，影响现代人性观念的主要因素就是这个分离。目前，从世界范围看，避孕已成为普遍的实践。在中国，已婚妇女的避孕率已达到83％，有的地区更高达90％以上。即使在避孕失败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人工流产来终止妊娠。在有些国家，平均每百次怀孕的人工流产比例竟能高达55％。在中国，人流比达到31．4％，即每百次怀孕有近三分之一是不生育的，更不必说绝大多数的性交根本就没有导致怀孕了。普遍的避孕、绝育和人工流产使得性活动与生育的分离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性观念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生育不仅不再是性的惟一目的，就连性的主要目的都算不上了。
尽管有文化的差异，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各种文化当中的性观念还是带有某些普遍性，其基调是为性赋予正面的价值。它表现为：个人独立感和追求快乐的个人自由权利增强；性快感与罪恶之间的联系感减弱；个人身体隐私欲望的增强———这种到1750年在英国社会的中上阶层已完全建立起来的规范，在20世纪末已经在全世界普及。现代的文化创造出这样一些价值观：对浪漫和热烈爱情的高度评价；为爱情而结婚（反对包办婚姻）；家庭成员之间的平等关系（反对父权制、等级制）；男女两性的性自由；男女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