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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例外，律师对待K的态度也是矛盾的，K总是弄不清他究竟想安慰他还是想使他绝望，应该说是二者兼而有之吧。律师的说教深思熟虑而又自相矛盾，与其说他是想论证，还不如说他是想与K进行讨论，以求得某种释放。他给K指出的道路是什么？是原地的徘徊，是无穷无尽的自我分析。
律师既然是明白底细的，他所面对的困难之大便无法想象，K多次向他询问申诉书的事，他总是心事重重地回答说申诉书还没交上去，他也只能这样回答。这样的申诉书没法写，因为没有任何人知道K因何被控告，律师也不可能知道，他只是根据经验确定K有罪。于是律师冥思苦想，还是只能随便起草一些公文似的申诉敷衍了事，并且至今没有正式交上去。就是交上去了也没有用，他知道法官会当废纸扔掉的。律师在干什么呢？他在与K一道小心翼翼地等待，这就是他所干的事业。
K在绝望中决心自己来起草申诉书，但是还没有动笔就发现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要花费无休止的劳动而又没有任何效果。他的罪在什么地方？他必须仔细回忆他的一生，就连最微不足道的行为和事件也得从各个方面详细解释清楚，而就是解释了，也仍然不能确定有罪或无罪，因此也就不能确定要申诉些什么。K在这种强制的忏悔中体验到了思维的限制，他什么也没想出来，只是在白白浪费时间。然而这种还想的姿态就是进化的标志。在思维无法到达的、逻辑之外的地方，到底有什么呢？这是律师和K共同面对的难题。在案件中无所作为的律师，自愿地与K一道默默等待，难道不是对K的一种安慰吗？可惜K觉悟得太晚了。逻辑之外的那个法是岿然不动的。你申诉也好，放弃申诉也好，法并不关心，还会给与被告充分的自由。危险正在法的这种姿态中，被悬置的被告失去了一切行动的准则，如粘蝇纸上的苍蝇般左奔右突，还是免不了灭亡的下场。自有人类以来，最大的痛苦也就是这种限制的痛苦了，它是精神的一种永恒的疾病，一代代遗传下来，不断变换着梦魔般的形式，越来越可怕。
律师的慧眼从人群中认出了特殊的被告K，在这个生命力旺盛的个体身上发现了与永恒相通的可能性，所以才兴致勃勃地介入他的案子，与他一道来体验思维的无限与有限的吧。在这个死亡游戏中，K只能将律师看作敌人，这大概是游戏的规则，律师不会不知道这个规则的。知道了这个规则，仍然幻想K从他这里得到某种安慰，这是律师内心的矛盾。“所有的被告都是最迷人的。”而K，是最迷人的当中最最迷人的。律师被年轻朝气的K完全迷住了，即使因为这案件使他的心脏受不住，甚至夺去他的生命，他也认为自己的努力是值得的。律师因为自身的职业而与永恒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在此看到了双向的追求：K追求的是活下去，在生活当中理解那不可理解的法；律师追求的是让法在的生动案例中得以鲜明的体现。两人的目标实际上是一个。
法与执法人
执法人身上体现着法，仅仅因为这一点而十分傲慢，不可一世。在其它方面，他们往往都是不可救药的下流坯：受贿。淫乱、说谎、吹牛、势利。说到底，人所具有的他们都具有，又由于执法者的身分而使这些弱点更为醒目。他们是同【同样的有弱点的人，但法律毕竟是通过他们来执行了，否则又能通过谁来执行呢？充斥在这个世界的人就是这个样子，法别无选择。只有一点是值得赞赏的，那就是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都对法无限忠诚，他们的行为教育着儿也使K感到非常害怕。就这样，神圣的、看不见的法居然奇迹似地从这些恶棍。流氓身上得到体现，就连摆在审判台上的法典，也是几本不堪入目的淫书。艺术家的魔杖是如何化腐朽为神奇的呢？其中的奥妙只在于意识到法，所有意识到的人，全都蒙上了圣洁的光芒，皈依到法的无边的麾下。
法的严酷不允许同情，每一件恶行都要受到相应的惩罚，绝不姑息。正在废物储藏室里看到的那恶心的一幕也可以看成K本身变相的自审。看守们下流卑贱，完全丧失了人格，面对法的惩罚，他们像鼻涕虫一样求饶。但求饶也不起作用。为什么会到这一步呢？只因为法高高在上，根本不承认人格。身分之类的表面规定。人在犯法时胆大包天，一旦惩罚来临则魂飞魄丧。提前预防是不可能的，所有的执法者看上去都像儿童，不知道要如何预防自己犯罪。作为具体的生活在世俗中的人，法只是在执行任务或受罚时才被他们意识到，平时，他们与一般人无异，每一天，他们都在逃脱法的制裁的侥幸心理下苟且过去，大部分时间都是洋洋得意的。“苟且偷生”正是这些执法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写照，他们偷鸡摸狗，钻来钻去，只是为了得点小便宜罢了。当他们意识到法的时候，他们身上的这些与生命有关的弱点就都消失了，所有的人都变成了一些面具，除了那干巴巴的几句例行的话语之外，再也说不出什么。说什么呢？那种事本来就是说不出的，只有抽在身上的皮鞭倒是实实在在的。法只停留在卑贱的执法人的脑海里，卑贱者仍然卑贱，常常在无意中践踏了法，这种情况下，法并不抛弃他们，这又是法的宽容所在。法力无边，包容一切。就连那可怜的听差，位置最低的仆役，戴绿帽子的家伙，不也受到被告们的尊敬吗？这个被法律阉割了的家伙，内心也深藏着复仇的火焰呢。只不过那复仇只能于幻想中实现罢了。法的宽容也来自于法本身的弱点，法不可能脱离大众独立存在，只有这些卑贱者的脑海是它的栖息之处，于是法不得不迁就他们，显出它仁慈的一面，让这些家伙像小孩一样乱来，只是牢牢地保留着最后惩罚的权利。生活在法的控制中的所有的执法者都显出鲜明的二重人格。
执法者全是一些具有自我意识的人（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同样自欺），执法者在对法的理解方面明显高于K，他们对K的所做所为都是为了教育他，告诉他法的存在及其威力。顽固的K却一直生活在表层，死抓住虚幻的根据不放。执法者与K的这种关系揭示出人的启蒙是何等的艰难，完全的启蒙又是如何的不可能。在尘世的大舞台上，半睛的K只能凭本能向前摸索，用皮肤感受光的所在。
如果K不被捕，K与执法者们就会一直互不相干地生活在两个世界里（这是种不能成立的假设）。由于这没有先例的逮捕事件，一条昏暗狭窄的通道便在那破破烂烂的法院楼上出现了，K稀里糊涂地走在这唯一的、为他而设的通道上，似懂非懂地与法相遇，开始了重新做人的历程。执法者是这条通道上的一些标志，路还得靠他自己走。不如说，K在尘世中生活了三十年，这条隐秘的通道从来就在那里，这通道是为他而设的，执法人也是为他而存在；他们一直在等，等一个契机，他们终于等到了他的被捕，等到了将两个世界联接起来的这一天。法律决不是从一开始就要消灭K的生活，法只是要在K的生活中设置一些无法逾越的障碍，强迫他意识到它的强大。
艺术家与真实
由于画家与法的特殊关系，K在别人的劝告下决定去找他帮忙。这位穷困潦倒的画家居住在很高的阁楼上，阁楼又破又小，里头空气污浊，周围环境坏到不能再坏。种种描述都使人联想到居住在人群之上的艺术家的真实的精神状况。画家早就等着K的到来，但他对待K的态度既傲慢又不动声色。K首先在他那里看到了一幅画，画的是一名威风凛凛的法官，法官所坐的椅背上画有一名正义女神。女神托着天平，眼睛上蒙着布，正在飞翔。K大惑不解：女神的这种姿态又如何能保证天平作出公正的判决呢？这不是违反常情的吗？画家解释说，法官正是要求他将女神画成这种样子，他是遵旨办事。最后，他在法官的头部画出了红色的光环，将正义女神画成了狩猎女神。无疑，这也是法官的意旨。K不明白，在这个特殊的法庭里，正义决不是放在不动的天平上来衡量的，正义女神就是狩猎女神，她不用眼睛寻找罪，猎物（罪）自会将她吸引过去。这位为法所雇用的艺术家，不过是将人们所看不到的东西画了出来。身处世俗而又长着特殊眼睛的K被他的画所吸引住了，但是没有看懂，因为他眼前有障碍物。
画家首先问K是否清白无辜，得到K的肯定回答之后，画家便心中有数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