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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四）《土地法》的转折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经济在农民和农村主导下快速发展，却同时出现了〃乡镇企业〃过渡论，认为中国遍地开花式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水平低、没有前途，认为中国必须补资本主义的课，要加大对外开放，以市场换资本主义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大力发展〃合资企业〃〃外资企业〃，促进高水平的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以此加快现代化的步伐。这种思想逐步占据了主流地位，中国悄悄地发生了三件影响深远的事件。
第一项是《土地法》出台。1988年《土地法》出台，这部法律的出台带来了三个改变，一是乡镇企业用地权收归国家了，农民集体不能直接用地发展农村工商业了；二是城市和城镇用地权收归国家，城市化用地的增值收益归政府独占；三是各地新办企业必须进入〃经济开发区〃——合资或外资企业特区。这实际上是剥夺了农民分享土地非农用收益的权利，剥夺了农村办工业的权利，剥夺了农民分享城市化土地增值收益的权利。一句话，政府对农民实施了〃内卷化〃，农民的自主性或主体性和创造性又一次被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优先战略忽视了。
第二项是1987年开始的财政体制改革。从1986年开始，各级政府开始〃分灶吃饭〃，下面以县（市）乡（镇）两级政府〃分灶吃饭〃为例加以说明。县（市）和乡（镇）的财政〃分灶吃饭〃是以1986年为基数，乡（镇）政府每年按照7％向县（市）递增上缴财政收入。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农村经济发展放缓，乡镇财政的收入并不能每年递增7％，有很多乡镇的财政收入甚至是下降的，但递增上缴是不能少的，基层政府的财政就出现了收不抵支。更为严重的是，财政改革的同时，〃依法治国〃的改革也在不断深化，法律越来越健全，行政执法部门越来越多，基层公务人员越来越庞大，乡镇财政供养人数有了10倍以上增长，少则300人左右，多则1000多人。上面任命干部，下面承担工资和费用，乡镇政府的合法支出超出了〃分灶吃饭〃初期基数的数十倍之多。财政体制改革的结果是，中央和省市政府的钱越来越多——增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能力，县乡基层政府的钱越来越少——服从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战略。
第三项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使中央财政的财力（国税收入）得到空前加强（为了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占比例由不足30％提高到了54％左右，省（市）财政也占到24％左右，经过县（市）一级之后，乡镇财政（合法收入）几乎处于无米之炊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流行的一句顺口溜叫做：〃一税轻，二费重，三摊四派无底洞。〃据河北省的官方网站上的数据，河北省1996年各种收费和摊派146。15亿元，占全省财政收入的56。52％，占县乡财政收入的96。29％，即乱收费和县乡两级的合法财政收入基本相对。这就是说，分税制后的乡镇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都是〃依法〃向农民和乡镇企业收取的。
乡镇政府和部门的合法支出在日益膨胀，但合法收入却在日益减少。在这样的情况下，乡镇政府和部门不得不〃依法创收〃——〃合法寻租〃，直接的后果是加重农民负担和乡镇企业负担，并大规模强征抢占农民土地。1987年，农民每亩的负担大约为100斤粮食；到1994年，农民每亩负担150元，折合粮食约300斤/亩。1987年前，乡镇企业大约只向乡镇政府上缴利润的30％左右；到1992年，乡镇企业所有利润都必须全额上缴乡镇财政，甚至出现贷款上缴税费的情况。在征占农民土地方面，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国英教授统计，数十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农民付出的土地价值达到19万亿。尽管如此，全国乡镇（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还出现了5000多亿的财政债务。
乡镇财政入不敷出日益严重，乡镇企业的负担和农民负担逐年攀升，农民创造能力和消费能力急剧下降，乡镇企业产品的市场也急剧萎缩；加上土地制度变革后〃政府〃独占土地增值收益，导致银行不再向乡镇企业和小农贷款，给了乡镇企业和小农雪上加霜的打击。在上述三重压力之下，20世纪80年代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在90年代出现了〃倒闭潮〃，也导致了90年代农民〃盲流潮〃的出现。
不仅如此，财力上收，事权下放，还导致农村教育、医疗、养老、基础设施建设、环保等完全被抛弃在〃国家责任〃之外。在20世纪90年代的农村义务教育总支出中，中央财政支出严重不足。以1996年为例，全国教育投入2262。3亿元，其中，中央只占10。8％，地方占89。2％。到1998年，教育投入总额为2949。1亿元，中央的教育投入比重略有提高，当年为12。8％，而地方仍高达87。2％。再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及预算内教育经费的结构看，1996年和1998年地方的教育投入比重仍高达87％―88％。而中央投入地方教育的极少经费，又被地方留在了县市级的〃重点教育〃，中央财政实际用于农村教育的经费可以忽略不计。我20世纪90年代在乡镇当书记多年，我所工作的几个乡镇，中央支付的义务教育费不足2％，农民医疗费不足1％。新中国建立以来形成的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制度建设出现了严重的倒退。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不少地方的农民（包括农民工）沦为了〃二等公民〃。
1949―1978年，牺牲农民，理由是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优先。牺牲农民带来的困境，通过1980年前后的恢复农民自主性得到了很好的解决。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再次牺牲农民（包括农民工），理由同样是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优先。牺牲占国民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包括农民工）必然再次导致困境，可是，历史并没有简单重复过去，中国并没有用恢复农民（包括农民工）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办法去应对危机，而是走上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也没有经过充分讨论（不争论）的道路。
（五）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
在中国以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优先为理由，农民和农村自主性和自主权受到压制，导致乡镇企业和农村经济不振之后，中国出现农民〃盲流〃潮的时候，也正是〃广场协议〃之后的日本经济萧条时期。中国农民中的〃盲流〃和国际的过剩资本都需要寻找新出路。在这个时候，邓小平1992年南巡了。为了吸引外国资本到中国来——补资本主义的课，给了外国资本〃超国民待遇〃——土地不要钱、税收减免、财政和金融支持、低环境成本、低成本劳动力等等。邓小平南巡讲话，确实在短期内帮助中国农民——〃盲流〃实现了异地就业，并通过异地就业的低工资转移回农村，维持了数亿小农家庭经营的简单再生产。但是，一方面是中国的中西部乡镇企业普遍税负较高，另一方面是外资企业享受众多优惠政策。内外资企业不在一个平台上竞争，导致很多中西部的企业主关闭或变卖企业之后也来到了东部沿海，加入他们的行列，在加速了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崛起的同时，也加速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放缓。
对于20世纪90年代中西部乡镇企业的大规模倒闭，当时主流的观点是，乡镇企业先天不足——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必须补课。东部沿海地区的外资（资本）特权模式也在中西部乡镇和农村开始推行，国家给所谓的龙头企业（私营企业）财政、税收、土地、金融等多方面的优惠政策，普遍推行〃公司＋农户〃的模式，政府将帮助农民致富的责任委托给了资本家。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很多乡镇企业和社队企业，转让给了极少数〃能人〃和私有〃龙头企业〃。〃公司＋农户〃农业产业化的结果，是农民只能从事养殖业和种植业，农民被无情地排斥在农村经济的加工业、运输业、储藏业、营销服务业、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农村金融业、土地开发和交易等行业之外。占农村经济GDP的70％的经济总量被5％左右的资本家所拥有，占农村人口95％的农民只占有农村GDP的30％。中国农民再一次被〃内卷化〃，资本主导的〃内卷化〃。
南巡讲话更为深远的影响是，中国从此开始了外资特权化的时代，中国经济很快由内需拉动型走上了外需拉动型发展道路，进而走上了外向依附型发展道路，GDP增长越来越依赖发达国家的消费，经济发展可能丧失自主性。
从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