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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位提出的难题，都是在中国人多这个问题上被难倒了。李昌平提出的难题，也是被中国人多这个问题难住了。其实，李昌平也说：〃农民的出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工业化、城市化的核心任务是将农民变为市民。这近乎是'普世道路'，没有人怀疑。〃欧洲、美国、日本、〃四小龙〃都是通过工业化、城市化解决了农民问题，实现了现代化。中国也将通过工业化、城市化解决农民问题，实现现代化。不过，我们的走法、做法与他们不同，中国将根据自己的国情，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解决农民问题，实现现代化。改革开放30年来，〃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在一步步实现自己的目标。总体上说，我们是成功的，方向和道路是正确的。2007年，我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1840年以来，中国什么时候有过今日的气势。具体地说，我们的工业化搞得很有成绩，但城市化很不成功，而且至今还在继续〃摸石头〃。
李昌平看到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城市化不当引出的诸多问题。世界上哪有一个现代化国家，关起城门只搞工业化，不搞城市化，不让农民进城的。所以，就有搞了50多年工业化，农民却反而增加4亿多人的咄咄怪事（1952年的50139万，2006年的94500万）。中国现在70％以上的怪事都出在城市化不当这个问题上，弄得城乡不安宁。好在2008年10月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专门讨论〃三农〃问题，并作出了正确的《决定》，把农民越来越多、越来越穷的病因找到了，明确指出了，药方也开出了。假以时日，是能够逐渐解决的。
李昌平担心的还有一个问题，这么多农民进城来都搞制造业，就会〃供大于求，必然没有前途〃。这是因为以前的外贸结构畸形，外贸依存度奇高，内需久扩不大，主要原因是，中国目前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还没有改变。改革了城乡体制，破除了城乡二元结构，在近期把已进城的1。32亿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真正融入城市，逐步达到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内需就会快速上提，更何况将来会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有人计算过，现在是9亿农民，4亿市民，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1∶3。38，实际差距是1∶5。要实现城乡一体，估计还要有30年时间才能把城乡的差距逐渐缩小，实现基本平衡。差距也是潜力。真是如此，还愁内需不振吗？现在的外贸依存度如此之高，出口了许多的〃中国制造〃，实际是强制压低了中国农民的消费而实现的，既不公道，也不合理。而所有这些问题，是能够通过改革解决的。〃中国制造〃转而主要为中国的人民自己消费，中国的制造业，就能长盛不衰地制造下去。何况还要大规模发展第三产业。所以，10年、20年、30年以后，局面就完全不同了。
李昌平观察到这些社会现象而提出的问题，是他假设产生这些问题的现存的结构和体制仍然会在将来10年、20年继续存在下去。真是如此，那他担心的难题就会出现。这些结构、体制改革的难度也实在很大，昌平看到的客观现实也实在太严峻，难怪他感到这个问题不好解决。但我是相信：通过改革，这些体制会逐步改变，结构会得到调整，城乡二元结构终究会被破除，城乡一体化的格局终会实现，农民问题是会解决好的。另外，我们国家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融入了全球化的大潮，不进则退，不改行吗？
这些意见，同昌平商榷。尽管我对昌平提出的这个难题有不同意见，但这本书是他多年对农村观察、思考的结果，是为农民说话的，有很多新意，能启发人思考，很值得一读。是为序。
第二部分 1。改革与折腾从我过去的改革故事…
1978年，安徽省小岗村的17位农民，〃分田单干〃，不推自广，开启了我国农村改革发展波澜壮阔的30年。对于这30年当中，农村改革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无论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
30年农村改革，是农民不断创新的30年，是农民不断奉献的30年，是农民经历巨大变迁的30年，是农民忧喜交加的30年……
30年，中国农民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
但没有改变的是，农民，依然还是那个农民。
一、改革与折腾——从我过去的改革故事说起
我的第一本书《我向总理说实话》在2001年底出版，正好赶上〃三农〃工作被提升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特别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了总揽全局的头等大事。这几年，解决〃三农〃问题政策的含金量有了很大提高，基层干部和群众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也迈出了很大步伐。我们惊喜地看到，严峻的〃三农〃问题的确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经常有人问我，对这几年中央〃三农〃政策和基层的改革实践怎么评价？我给大家讲几个《我向总理说实话》中没有收录的〃改革故事〃，这些都是我过去在基层工作时，亲历亲为的〃改革故事〃。也许从这些〃改革故事〃中，能够找到解读现在的〃三农〃政策和改革实践的角度。
故事一：休克疗法
〃休克疗法〃这个词是俄罗斯人创造的。俄罗斯人搞〃休克疗法〃的时候，我也在搞〃休克疗法〃。
1993年，我出任湖北省监利县周沟乡书记，此时，我正值〃三十而立〃之年。
周沟乡地处监利县的水陆交通要道，是一个分别由分盐和黄歇两个大镇划出一块地盘而组建的新乡。建乡以来，乡干部间派系矛盾重重，工作难以开展，经济发展也严重滞后，穷得发不出工资，甚至乡干部们不得不在危房里办公。正因为周沟乡是个〃野猪林〃，所以，才让我这个最年轻的书记捡了个〃便宜〃。
当书记后，我请求县委配了一个比我小的年轻人做乡长，作为我的搭档。我们两个人都年轻气盛，决定要〃不计后果〃地大干一场。
俗话说得好，发展是硬道理，我们决定从改善经济发展环境抓起。周沟乡的优势是交通便利，是农产品加工和集散的好地方。制约周沟乡经济发展的不是客观条件，而是政府和部门干部〃太狠〃——卡、拿、O（吃喝）、K（玩乐）太厉害。乡干部和乡管的部门比较好办，我们将十几个办公室合并成五个办公室，将农业类的几个站所合并到农业办公室，将党务和群团系统合并成精神文明办公室，将党委和政府办公室合并成党政办公室，将财政、经管和政府财贸办公室合并成财经和社会事务管理办公室，将城建和企管会等合并成发展委员会，这五个办公室的主任和副主任由党政副职领导兼任。难办的，是工商、税务、土地、财政、城管、派出所、司法所、环卫所等十多个具有收费收税权力，且直属县局管理的〃执法〃部门。我们决定用智慧〃限制〃这些偏好〃寻租〃的〃执法〃部门。
1993年底，我们秘密完成了一项调查，查清了企业主一年的上缴税费和隐性负担之间的比例，为1︰2以上，也初步掌握了一些执法人员违纪违法〃寻租〃的证据。
1994年正月初八，我和几位乡党政班子成员在乡政府设宴，给县直管部门、乡五大办公室、乡直企业领导和私营企业主拜年。席间，我逐一问及各个部门当年的税费任务情况。所长们都说，主管局下达任务增长太快，任务重，难以完成。我现场做了一下统计，所有任务不足200万元。
对所长们的抱怨，我表示了深深的〃同情〃。早有准备的乡长，及时抛出了乡政府统筹完成税费任务的设想。这个设想很简单，就是各个部门的税费任务由政府分解，下达各个纳税主体——下达税费任务〃明白卡〃，纳税主体按照〃明白卡〃按月缴纳税费，年内业务增长不加负担，业务显著萎缩减负担，乡政府财政兜底。在乡政府设纳税（费）大厅，每个部门每月只需派一人参加两天的集中办公，每月24日为税费集中缴纳日，再由乡政府在2日将所缴纳的税费划拨到各个站所的账户或代为上缴到主管局的账户。每月欠收的部分，由乡财政垫付资金上缴。中途新办的企业，所增收的〃计划外〃税费，放在政府专户上由政府集中管理，转入下年。政府对部门的要求也很简单——各个部门都不准进企业收税费，仅各出一人，组建一支〃公平交易执法队〃，专施打击欺行霸市和不诚信交易者之职。如果企业平时需要部门服务，也可以在纳税（费）大厅集中办公完成。
这个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