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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的马路上漠漠地望望尸体已装入尸箱。他向前望着、走着，望着走着，他
望见一片片树丛渐渐由冬天的枯黄，变为春天的灿烂、艳丽的景色。
片子看了，作者感觉不到那深长的意味，只觉得这个“尾巴”同“光明
的尾巴”同样是“一般化”，是个“旧套子”。
作者心里还是怀念着打夯工人们雄壮丽又沉郁的歌声和那令人感到“突
兀”的红光满面、举着巨大的夯石、流着汗水的圆脸。
作者与电影的导演往往是矛盾的。但喊“开拍”的人是导演，他是权威。
作者认真赞扬导演于本正苦心钻研、坦白谦虚的艺术家的好气质。作者
举出导演在若干地方的缩节、改动，都是好的，是极见功力的。制片杨公敏
不畏艰辛，确是导演的得力支持者。
创作不能搞什么“主题先行”，那样容易使创作概念化。同当年写话剧
《日出》一样，曹禺在改编《日出》之初，也没有更多地去想究竟要给观众
什么教育。但在改编过程中，他愈来愈清楚地意识到，《日出》对今天的的
观众有着极为现实的意义。他说：“《日出》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大都市黑
暗的一角。它通过豪华的高级旅馆与那些魑魅魍魉的人物和阴暗凄惨的三等
妓院与翠喜、小东西一类受苦人这两个社会窗口，揭露了三十年代半封建半
殖民地旧中国都市上层阶级的荒淫无耻，描绘了社会下层被侮辱与被损害者
的悲惨境遇与苦难。今天的青年，恰恰需要知道旧社会是怎么回事，知道新
中国要远远胜于过去。从而懂得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要打倒旧中国。”“思
想是溶于形象的，而形象往往大于思想。”曹禺的这些话，表明了一个严肃
的剧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观众从电影《日出》中所获得的，就更为丰
富了。
此次《日出》的改编，是曹禹同他的第三个女儿万方合作完成的。曹禹
说：“我今年七十六了，年纪大了。力量不足了，于是拉着女儿万方一块儿
搞。”他告诉我们，万方今年三十多岁，是中央歌剧院的编剧。她了解戏剧，
也写电影剧本，有合作的基础。父女俩共同搞了个大纲，然后分头去写。大
主意、总体的构思都是曹禹的，万方帮他写了一些，也都由曹禺最后改定。
曹禹认为，这样一种合作很有意义，可以取长补短。他说，我熟悉舞台，熟
悉人物。万方是青年人，喜欢并熟悉电影形式，精力好，动手快。同时，她
从当代人的眼光看《日出》，本身就可以把一些新的感受融汇于作品之中。
尽管父女俩合作得很好，改编工作进行顺利，也尽管人们认为改编后的
《日出》在人物塑造上比原著丰满，主题挖掘得更深，但曹禹对电影《日出》
并不十分满意。他说：“我从来不认为自己的作品十全十美，一个字不能改。”
又说：“从整体上看，电影只是个及格的水平。”此外，使他引为憾事的是，
电影删去了改编时加进去的一个细节：刺骨寒风里，一群半死、灵魂与肉体
都腐烂的“鬼”，赤身裹着破报纸，烂麻袋，躲在胡同角落里。其中突然跑
出一个曾经认识陈白露的“人”，跪向路上的陈白露，乞得几个钱后，立即
跑去打吗啡针。曹禹认为这一点最能表现日本帝国主义者毒辣的侵华手段。
然而删节了！为此，曹禹曾以航空挂号，致信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与导
演，请他们不要删去这个细节。结果，竟未得一丝回音，作者实在不了解其
中道理，“真是遗憾！”
尽管这样，曹禺说《日出》电影是成功的，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领导肯下
功夫和资金，其认真态度是值得提倡的。他一再赞美该厂《日出》摄制组奋
发图强的合作精神，演员们都称职，尤其是王馥荔演的翠喜，方舒的陈白露，
王侍槐的方达生，刘维明的胡四，袁国英的顾八奶奶，刻画他们从未见过的
人物，异常用心，翠喜尤其出色。
曹禹听说，在拍摄过程中，尽管影棚有空调，高温仍有四十度，穿着冬
衣的演员们与其他电影各方面艺术家及灯光工人，一干就连续十几个小时，
这使他格外感动，他才认识到写电影剧本有另外一。种沉重责任。一笔写得
不好，浪费资金且不说、往往消耗从事电影工作的艺术家们的体力与精神，
是不可原谅的。
在采访结束时，一个念头在我们脑海升起：曹禹二十三岁时，写出了轰
动文坛的《雷雨》，二十六岁时，又写出了另一名著《日出》，这两部作品，
以及后来写的《原野》均已改编为电影，其中只有《日出》是他自己改编的。
今后曹禺是否还有把他别的作品改编成电影的想法呢？万方向我们透露说：
“在父亲所有著作中，我最喜欢《北京人》，已建议把它也改编成电影文学
剧本。父亲曾高兴地同意过。”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将看到银幕上
的《北京人》。但是，经过此次《日出》电影的拍制，曹禹是否还想把《北
京人》改编成电影呢？这就不敢说了。
（原载《瞭望》1986年第
6期）
曹禺同志谈李叔同
为纪念天津戏剧杂志《剧坛》创刊五周年，我赴上海组稿时，拜访了著
名戏剧家曹禹同志。
在曹宅二楼书房，曹禹一边说他最近身体不很好，一边开门见山他讲起
来。他说：“天津有位值得纪念的人物，他是佛教弘一法师，是一位了不起
的学者！我崇拜他！”接着，他满怀激情地说：“天津市应该给他建一尊雕
像，让人们了解他。他是真正的天津人。是他，第一个把西方美术、音乐、
戏剧传入中国的，他是将西方艺术传入中国的一位启蒙者。。。人们所以把
他遗忘了，是因为他后来出家入佛门了。他在研究佛学律宗方面也有贡献。
他既介绍外国的文化，又熟悉中国的文化，他的字、画、音乐与戏剧实践影
响着中国的艺术教育。”这位老戏剧家接着介绍了李叔同的简况：李叔同一
八八○年生在天津，青年时入“城南文社”诗赋冠一，电影《城南旧事》的
主题歌词，就是他的作品。一九○七年他在日本留学时，曾组织过戏剧团体
“春柳社”，并在东京初演话剧《茶花女》，自扮主角，可称是中国话剧的
一位开拓者。回国后，他教授美术、音乐，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
他曾是著名画家潘天寿、丰子恺的老师，音乐家刘质平也是他的学生。曹禹
说：“这么一个人物真不简单，我们作为天津人应该感到骄傲！一九一七年
李叔同披剃于杭州虎跑，法号弘一。一九四二年圆寂于福建泉州。现在浙江
倒有人研究他，可他的家乡天津却没有！”曹禺希望组织一批人全力合作，
把李叔同从前的东西都挖掘出来，进行整理研究。在临别时，曹禹还一再嘱
托：“你回到天津请向市委、文化局提出建议，在市内为李叔同立一尊雕像，
让天津乡亲都知道他是西方艺术最早的引进者之一！”
（原载《天津日报》1986年
10月
12日）
曹禺老师一席谈
曹禺 （以下简称曹）：好久没有看部队的戏了。看了你们战士话剧团的
《久久草》我很兴奋，戏的故事还叫什么？
赵寰 （以下简称赵）：爱的长征。
曹：嗯，爱情的长征！既有真实性又有创造性，而且又出之于喜剧，写
得好，打破了一种格式！部队的戏照例规规矩矩，比较严肃。《久久草》这
个戏，用了喜剧，没有板起面孔。这个戏写的英雄是有感情的，写他对生与
死、对爱情的观念，结尾是新婚又投入了战斗，表现得确实不错。男主人公
的战友牺牲了，他死后在墓地的讲话；还有男女主人公张志勇和蒙小燕俩从
台阶下边走上台去，生者和死者的对话，叫我很感动。。
这样的戏领导通得过？
赵：领导很支持。
曹：部队领导开明，允许这种戏出来。如果在六七十年代会被认为毒草。
戏写了爱情又写了“死”，死人还说话。应当赞美部队领导对戏剧工作的积
极支持。
墓地一场，烈士说话，排得好，说的话也好。这出戏整个是喜剧，喜剧
当中包容着崇高的精神，喜剧与悲剧、谐趣与庄严、欢乐与哀悼，两者搁在
一起，很不容易，是个创造，创出一格来。在部队话剧中创个新路，不那么
拘束，会使人思路开阔。
赵：您不觉得这个戏受了点《西哈诺》的影响？
曹：《西哈诺》？法国罗斯丹的《西哈诺》？我看不出来。
赵：代写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