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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能够继续在喀布尔上我的英语课了。这些课程非常重要，我舍不得放弃。为了上这门课，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上街行走。街道现在已经成了战场，游击队的领导和他们的部下为了争夺权力展开了殊死搏斗。
喀布尔被分割成好几块势力范围，中央部分、海尔汗纳、马克洛里安、王宫周边由游击队政府掌控。时任总统布尔汉努丁 · 拉巴尼来自巴达赫尚省，曾经是一名将军，跟我家交情很深，所以我兄弟在内政部的位置比较高。有“潘杰希尔之狮”之称的艾哈迈德 · 沙阿 · 马苏德是国防部长。
喀布尔的西部由一个名叫马扎里的人控制着，他是哈扎拉族的首领。（哈扎拉人据说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外表明显带有蒙古人的特征：圆圆的脸，大大的杏核眼。他们是什叶派伊斯兰教徒，属于少数派，占绝对多数的是逊尼派穆斯林。）在喀布尔远郊有一个叫帕格曼的地方，由赛义夫和他的手下掌控。还有一个地区则被乌兹别克族首领阿卜杜勒 · 拉希德 · 多斯顿控制，此人是出了名的恐怖。就在城墙之外朝南方向，是希兹布族首领古勒卜丁 · 希克马蒂亚尔的地盘。还有一个希兹布伊斯兰教首领阿卜杜勒 · 萨布尔 · 法里德 · 柯西斯塔尼担任总理。
在抵抗苏联人时，他们结成联盟——即北方盟军，因为大多数人来自阿富汗北部地区，并组成了一个联合政府，但现在他们却为了夺权而互相厮杀。随着国内战争的升级，临时的忠诚就像天气随时发生着变化。
反对游击队政府最强烈的要数希克马蒂亚尔，他不满在政府中的地位，企图攫取更大的权力和资格。每天，他的士兵在喀布尔边上的军事高地发射几十枚火箭弹，火箭弹落到集市、学校、医院、花园里，每天都有几十人死伤。有时候形势一夜之间发生逆转，前一秒还支持政府的士兵转眼之间倒戈相向，开始厮杀。几天之中，成百上千的平民因此而丧命，而这群人很可能在全国电视台上宣布这样的互相残杀是个误会，现在他们又开始支持共同政府了。公众根本无法预料接下来的一天会发生什么，或许我们的领导人也想不到。
从家里到我学英语的地方本来不远，打个车很快就到，但要经过好几个战斗最激烈的战场。有些小区我可以绕开，但有些相当危险的地区却是不得不经过的，相当危险。我的路线绕来绕去，挺复杂，而且经常要根据某一政治集团是否占上风而改变。从街上的行人那里获取情报对我选择合适的路线至关重要，对出租车司机寻找稀少的汽油供应而言更是如此。
持枪的士兵一队又一队在街上走过，除此之外，你还得提防狙击手，他们的子弹可不长眼。一声步枪响，一颗子弹“砰”的一声，就有一个可怜的生命扑倒在地；绝望地出来找食物、找水、寻药的人也有可能就此死亡。重要的十字路口和破旧的房子里常常都被架上了机枪，位置是精心挑选的，既可以隐蔽自己，又可以获得最大的火力面积，总之是尽可能让敌人暴露在枪口之下。你最多只能瞥见他们的头部，那还是躲在废墟里，被障碍物遮掩着的。其实大家都知道，他们无时无刻都在透过准星监视着所有人的一举一动。车子最容易引起注意，也是最容易致命的，但总的来说，它们还是最快最安全的出行方式。好几次，我坐的出租车成了炮火的目标。
有些路段是指挥官们袭击的目标，侦查员每当见到车子经过，就发出信号，指挥官只需下令开火，汽车、卡车或者坦克就被炸上天。我记得有一次火箭弹从一条街道上朝我们射来，好在我们的头顶刚好有一棵树，树枝就像一只手，专门等着去接发射物。火箭弹撞上树枝后爆炸了，街上立马全是弹片和折断的碎木，我们加速前进，很快逃出了火力范围。要不是那棵树，火箭弹早就将薄脆的车子炸得粉碎，我和司机也肯定是同样的下场。
很少有司机愿意为了挣那么点微薄的车费而冒性命危险，那些不怕死的往往都是迫不得已，因为不出去开车就有饿死之虞。不出车，他们的家人就没得吃，那是必死无疑的，冒着枪林弹雨开出租车起码还有一丝活下来的希望。正因如此，我常常打不到出租车，只好步行去上学。我从一个隐蔽处飞快地跑到另一个隐蔽处，避开我所知道的枪手的藏身之处，祈祷自己不要踏入陌生的路径。
放学后，我还得摸黑走回家去。有时甚至要走上两个小时。夜里在街上走动极其危险，尤其是一个单独行走的女孩。除了子弹和火箭弹，我还有可能遭到弓虽。女干。夜幕降临后，开枪就变得很难预料。黑暗中，枪手因为紧张，手指头扣扳机扣得会比白天更紧。只要一弄出响亮的脚步声或者是在废墟中绊了一跤，就会招来一连串的子弹。
母亲常常穿着蒙面长袍，在公寓楼下紧张地为我放哨，等候我回去。她会小心地透过夜色四下观望，偶尔一声枪响都会把她的心吓得几乎要跳出胸膛。想到女儿要穿过战区回家，她一定非常担惊受怕。看到我安全回家，她放下心来的表情是很明显的，但她从来不会通过拥抱我的方式表达出来。相反，她会马上责备我一通，把手放到我后背推我上楼梯，一直推到安全地带。一路上，她总要埋怨：“就算这些英语课程能让你做上这个国家的总统，我也不在乎。我不希望你当总统，我只希望你能好好活着。”我的兄弟姐妹们也不喜欢我这样冒着生命危险去上课，但从来没说得这么直接。他们向母亲唠叨，让她阻止我去上课，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她愿意让我夜复一夜地冒这个险。
但是，只要我能去学校，母亲就算把自己的头置于机关枪下都在所不辞。尽管目不识丁，她人却非常聪明，看到我接受教育，她仿佛也跟着受了教育。她打心底里喜欢跟我聊课堂，而且她对我的爱从来不曾动摇过。她没有听从我兄弟姐妹们的请求和唠叨，只是一笑置之。
回首这段往事，我现在也吃惊当时母亲怎么会同意我去上课。每当我想起自己有可能消失在子弹交加的夜色里，而她却要为我担惊受怕时，我就感到相当愧疚。由于刚刚失去穆基姆，我想她的这种忧虑就更加强烈了。他的死影响了整整一家人，但影响最大的还是我母亲。每天早上，她都会去上坟，然后献上鲜花。但是，这一生者对死者寄托哀思的行为很快就被更加离奇、更加令人担忧的行为取代了。
到了这时，整个城市都变成了战区。我们附近的小区就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听说每晚都有好几百平民死于战火。炮火声响彻城市上空，在寂静的夜里，这种声音回荡在环绕喀布尔的群山里，像一个幽灵，在这座城市里徘徊，见证着这里发生的种种恐怖事件。
火箭弹是再平常不过的了，火箭弹可不长眼睛，想落到哪里就落到哪里。有时摧毁的是一间民房，将住在里面的平民压在土墙之下；有时是一家商店或者一所学校，抑或一群在集市的摊子旁买菜的妇女。火箭弹飞过上空，你会听到嗖嗖声，然后嗖嗖声突然停止，几秒钟后，火箭弹就掉下来，开始爆炸。你根本不知道它会落在哪里，落到谁身上。
对阿富汗妇女来说，她们不仅要面对死亡，更糟糕的是还要面对性暴力威胁。我的朋友纳希德的悲惨故事就印证了这一点。纳希德18岁，住在我们附近的一间公寓里。一天夜里，几个枪手突然闯进她家，显然是想弓虽。女干或者绑架她。为了免受这样的凌辱，她从5层楼高的窗户跳了下去，当场毙命。
我们还听说在好几个案例中，女人的肢体被割去，甚至有乳防被切去的。在一个道德胜过一切的国家里，你很难相信人们会堕落到如此邪恶的地步。
一天晚上7点钟左右，我正在家里做饭，忽然发现母亲不在家，通常这个时候她不在厨房就在忙家里别的活儿。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知道她一定是去了某个地方，我必须去找她回来。穆基姆刚死不久，我还在服丧期内，所以就戴了块黑色头巾出门。公寓楼附近的一名保安告诉我母亲出走的方向，我就知道自己的怀疑是正确的——她又去了穆基姆的坟头。
当时没有出租车，公交车根本就不运行了，我只好步行朝市中心走去。刚开始，街道上出奇的安静。我所了解的喀布尔在战前到处是汽车和摩托车，人们来来往往，走亲访友，一片喧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