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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好走回家，又饥又渴，肚子里的胎儿还在乱踢。对于丈夫的下落我一时没有任何头绪。
中午时分，我万分沮丧地到了家。哈米德的一位年长的亲戚刚刚去世，我和小姑子按理应当去参加葬礼以表示慰问。我实在不愿意去，但是，家庭的责任和名誉容不得我不去。那天的葬礼情况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脑子里全是对哈米德的担心，根本容不下其他。正当我心事重重地在一块地毯上坐下来时，一位长者走了过来。原来，虽然哈米德被捕才几天的时间，但消息已经传开了。老人乌黑的眼睛里流露着同情，他一说话，灰色的长须也动了起来，他悄悄地对我说知道哈米德在哪里。据他的一名亲戚称，老人没说亲戚是谁，也没提他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我丈夫被关押在情报三处，这是所有情报机构中最为危险的一个。这个部门的工作就是找出政治上的异己，然后将其清除。我开始为哈米德的处境担忧，不过至少知道他在哪儿了。
每天我都到情报处办公室，每天都被冷嘲热讽的门卫挡了回来，就这样持续了一个星期。到了第七天，我终于获允入内探望丈夫。他身子本来就瘦弱，这下更是瘦骨嶙峋，背也弯了。整天遭到狱卒的毒打，疼得他直不起身来。发黑的面容在苍白肤色的衬托下越发明显：眼窝凹陷，颧骨凸出。
我们在一张粗糙的木桌边坐了下来，低声聊了一会儿。我多么渴望能抱一抱他，但是，塔利班的监狱不是卿卿我我之地，即使夫妻之间也不行。他跟我说，塔利班让他整夜站在雪地里，白天不停地拷问他，鞭打他。他们问：“你为什么去看拉巴尼？你们那次会面的目的是什么？你跟拉巴尼什么关系？”保卫拉巴尼总统的是来自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特工，长期以来就有人怀疑许多特工与塔利班沆瀣一气，果不其然。巴基斯坦特工很显然向塔利班透露了拉巴尼见过的人，包括哈米德，当然也很可能包括我哥哥。
离开监狱的时候，一名年长的塔利布过来问我：“如果我们释放你丈夫，你愿意出多少钱？2500美金？5000美金？”很明显，他们已经得知哈米德不是名政治犯。他们会整日整夜地拷问他，而他却什么都不会说，因为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但对他的羁押给他们制造了创收的机会。如果有钱我真的想给他们，但我实在没有。我们没那么富有，至少在金钱方面我们实实在在是贫穷的。即使能够通过我哥哥从巴基斯坦汇钱过来也不大现实，塔利班已经破坏了银行系统，汇款或者借出大笔现金已经不可能了。我就是付不起赎人费，这也是令我愧疚一辈子的痛。
遭受那么多的虐待之后，哈米德病得更加厉害了。他被饿得半死，冻得要命，冷气进入肺部，越来越严重，加上日渐衰退的免疫力，与患重病的囚犯密切接触，没地方洗澡，他不幸患上了肺结核。
我拟了一封信，准备递给情报处的执行委员会，恳求他们释放哈米德。在信中，我写道，哈米德是无辜的，他现在身患传染疾病，对其他囚犯的健康构成很大威胁。我亲自将信送至一名狱卒的办公室。他不是个塔利布，而是个戴眼镜的普通工作人员，好像对新上司的许多做法困惑不解。从他的年龄判断，我猜测应该先后效劳过三代主子——苏联人、游击队员和如今的塔利班。
等他从我手中接过信件，我马上讲起哈米德的故事，讲到他的疾病和我们的婚姻。我想博取他的同情，以期他能尽快将信交给委员会。我站在隔板的另一侧，身上穿了蒙面长袍，看着他透过厚厚的镜片读着那封信。读完了，他问：“妹子，这封信谁给你写的？”“我自己，”我回答说，“我曾经是名医学系毕业生。我只想将生病的丈夫从监狱里救出来。”“你丈夫真幸运，有个这么爱他的妻子，还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妹子，如果他们将我关了起来怎么办？谁来救我呢？我的妻子目不识丁，谁来给我写陈情信呢？”说完，他发出一声长长的奇怪的叹息，然后把信压到一堆信件底下。毫无疑问，那些信件也是其他救人心切的囚犯们的亲人写的。“请回吧，妹子。我不敢保证，但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信交给执行委员会的。”我的泪水夺眶而出，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哈米德的性命和自由就全靠那上百封信件之下的那一封了。我知道，戴眼镜的狱卒转交这封信的可能性相当渺茫。
我冒着雪走回家。爬楼梯的时候，我感觉到，没有丈夫的家就像我那空空如也的胃。脚一迈进公寓，哈米德的姐姐赫蒂彻马上跑过来，问我有没有哈米德获释的消息。我没能给她一个答案，只管朝卧室走去，往床上躺下来，强忍住泪水。打了好几个瞌睡之后，我睡着了。过了几个小时，我被毛拉喊“一福塔”（开斋后的晚餐）的声音吵醒。 我饥肠辘辘，便起床到另一个房间去，以为赫蒂彻和孩子们已经在那里吃了，却发现她跟我一样没精神，睡过头了。没一个人做饭，我心里一阵愧疚。这是哈米德的家，我是他妻子，他不在，家里的大小事务就该由我来操持。再说，毕竟是因为我家人的缘故才导致他入狱。于是，我出去买了些大米，肉，拿回来准备煮着吃。赫蒂彻来到厨房，说我有孕在身，不要忙活了，应该好好休息才是。她从我手中拿走菜刀，切起了洋葱。我陪着她，默默地准备饭菜。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喀布尔的雪下得很大，城市在恐惧和百无聊赖中出奇的死寂。
我噙着泪水，转身对赫蒂彻说：“对不起，亲爱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给你家添麻烦。真希望哈米德没有娶我，要不然他也不会这么痛苦。”她放下刀，拭去因洋葱刺激而流出的泪水，然后抓住我的手说：“好啦，法齐娅，他是个坚强的男子汉，监狱生活只会让他的性格越来越坚强。你不要难过，应该为他感到骄傲才是。他是一名政治犯，不是一名刑事罪犯。”这是我们第一次谈到哈米德入狱的原因，我惊讶地发现，面对当时的环境赫蒂彻竟然能如此平静，丝毫不慌乱。她本来完全可以对我和我家人怀恨在心，可是她没有。她一直是我崇拜的一个女人，那么坚强、聪明、理智。我被她的话语深深地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于是继续搅拌着米罐子，以默默的眼神表达我对她的感激之情。
她抱了抱我，然后劝我到餐厅找颗枣子或者水果开斋，说我应该把婴儿的健康放在第一位。
我来到了餐厅，独自一个人坐了下来，童年的记忆刹那间浮现在了脑海。长期没去回忆，那童年的一幕幕此刻在我忧郁的情绪中渐渐清晰。我想到了父亲还健（W//RS/HU）在时在呼利大宅开斋的日子，那几天，我们会拿一块桌布大小的传统小方布铺到房间正中央的地板上。
小方布是当地农村妇女一针一线精心编织的，上面染了红色和橙色，鲜艳活泼，相当漂亮。这些自然色都采自山上的植物。我们还会在小方布的周围摆上床垫和小垫子，大家盘腿坐在垫子上吃东西。
小方布上堆满了营养美味的开斋食品，像蔬菜馅薄脆饼、洋葱酸奶肉馅包、葡萄干扁豆萝卜什锦饭。我的姐姐们都会去帮忙做这顿饭，往往在斋戒结束之前几分钟就准备妥当，等着饿得发慌的大家庭成员下楼来吃。
父亲要么出差在外，要么就是在会见客人。除了他之外，所有的家人都坐下来聚在一起——他所有的妻子，我的同父异母兄弟姐妹。我们坐着吃，有说有笑。那时我还很小，可我真的非常喜欢这样的团聚时刻。每每这样的场合，大家都很放松，聊着当天发生的琐事。每当想到战前幸福美满的大家庭，我的心就像在滴血。我是多么想念母亲、兄弟姐妹们呀！真想回到彼时彼地，再做一回天真无邪的乡村儿童，无忧无虑，整天想着偷偷拿几颗巧克力或者一些调料放到一双木鞋里。
赫蒂彻端上来一份热气腾腾的烩肉饭，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朝她感激地笑了笑。有了她，我才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现在，哈米德的家人也就是我的家人了。这时，赫蒂彻的孩子们也跑进来和我们一起吃饭。看着大家吃得那么开心，我的心里也亮堂了许多。
每天我都会去探望哈米德，但并非每天都能见到他。每次见面，他都会露出一副勇敢的面孔，装作受到良好对待的样子。他不想让我担心，可是我发现，他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