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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我都会去探望哈米德，但并非每天都能见到他。每次见面，他都会露出一副勇敢的面孔，装作受到良好对待的样子。他不想让我担心，可是我发现，他的手开始不由自主地抖动，日渐瘦削的脸上还多了许多淤青。我也假装相信，尽量表现得像个尽责的妻子，因为我知道，如果拿淤青反驳他，只会令他更难受。他在怀孕的年轻妻子面前掩饰狱中所受的折磨有助于强化他坚忍的力量，因此，我们就抓住短短的几分钟宝贵时间，聊日常家庭琐事，就像当天他刚参加商务会议回来或者刚逛过菜市场，或者其他平淡无奇的场合，总之都是再寻常不过的家常事。能这么做对我们来说轻松多了——就像怪异、恐怖、不正常的事都没发生过。有些人会说，拒绝承认现实是不对的，或许是吧，但是，当你处于汹涌澎湃的绝望之海，拒绝承认现实就成了你的救命木筏，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是你的救命稻草。
我决定再次试着去劝说那个在普勒恰尔希监狱工作的巴达赫尚省老乡。经过一番漫长的走路，我终于抵达那里。这一次，我终于舒了一口气，因为他邀请我进入办公室。我告诉他，哈米德没有犯任何政治罪，却受尽了折磨，如果再不释放就要活活被折磨死。尽管费尽了唇舌，可依旧无济于事。他说，他什么忙都帮不上。我急得哭了。他见了，发出一声长叹，接着很不情愿地答应我说，他会试着向看守哈米德监牢的狱卒说情。
星期五的下午，我通常可以见到哈米德。那天，赫蒂彻穿上了蓝色羽毛球状蒙面长袍，我穿了阿拉伯风格的遮蔽面纱，一同向监狱走去。
我们在门口等候，门卫进去叫哈米德。他进去后，门没有关，我刚好看到了里面的大楼。这时，我看到了另一个门卫，20岁都还不到的模样，正在里面洗手洗脚，显然是在斋戒沐浴，为伊斯兰祷告仪式做准备。进去的那个门卫走上前去禀报，他则用普什图语反问：“什么？”进去的门卫说：“哈米德的妻子来了。”那男子放下水壶，朝我们走来。我立刻转过身，他们没发现我在看他们。还有几个人从我们身边走过，我听到他们说的是乌尔都语，也就是巴基斯坦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他们不是囚犯，我推测应该是支持塔利班的巴基斯坦人，在这个监狱工作的。我握紧赫蒂彻的手，希望这位年轻人能够过来对我们说，哈米德可以回家了。他径直朝我们走来，问：“谁是哈米德的妻子？”我走上前去，用左手撩开面纱，回答说：“我是。”那人一言不发，弯下腰，捡起一块石头，朝我头上扔了过来。我一惊，赶忙往后退缩。“你这娘们，竟敢在你的巴达赫尚省老乡面前告我们的状？你以为你是谁？滚，赶紧离开这里，你这娘们。”足足好几秒，我震惊得动弹不得。我赶紧向他解释说只想让我无辜的丈夫重获自由。但他仍然不由分说，捡起另一块石头扔了过来。石头没打中我，而且，就在他投掷石头的时候，我举起一只手做出保护性动作，没想到这么一来，倒让他瞥见了我的指甲油。
他嘲笑我，还往地上吐了口痰。“看看你的指甲！还说自己是穆斯林，手指涂得像个妓女。”我一听，火冒三丈，涨红了脸。我真想说，他没资格对别人的老婆说三道四。我是个穆斯林，跟他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所以他没权利对我评头论足。他才是个穆斯林坏蛋，而我不是。
赫蒂彻看出了我的心思，赶紧上前制止了我。那人又捡起一块石头扔了过来。“滚开，你这臭娘们。”赫蒂彻抓住我，半走半跑地回到大门口。我眼看着到了安全范围，就故意大声对她说，好让他们都能听到。“这帮人不是穆斯林，他们连人都算不上。”那人恶狠狠地再扔了我一块石头，然后转身进去了，嘴里骂个不停。那些词那么难听，我从来还没见哪个穆斯林用过。
就在这时，我突然意识到了这样一个恐怖的现实：我受到了极大的侮辱，而且我找那个巴达赫尚省老乡的负面影响很大，把情况弄得很糟糕，反而对哈米德更不利。
我浑身发抖，在面纱里面大哭，赫蒂彻也哭了。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一辆出租车，司机不顾塔利班禁止搭载非血缘关系女乘客的规定，答应送我们回家。我知道自己的双腿已经不听使唤，由于愤怒、恐惧、羞辱，我已经颤抖得厉害。一到家，我马上就倒在床上号啕大哭。
那一晚，我和赫蒂彻一致决定，近期还是不去看哈米德比较安全。我们都担心，去见他反而会害了他，他们会打他打得更厉害。狱卒已经断定哈米德的妻子是个蛮横的妓女，不但抗议丈夫被监禁，而且手上还涂了指甲油。我恨死了巴达赫尚省来的那个老乡，甚至怀疑他非但没有帮我们，还有可能故意给我们制造麻烦。事实上，我连情况都没有跟他说，只说了哈米德的病情和他的无辜。
那一夜，我对哈米德获释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
整整两个星期，我都不敢去看望哈米德，不想再次蒙受那些狱卒的攻击和羞辱，甚至还担心，即便他们允许我见丈夫，我也很可能会崩溃，甚至会当着他的面大哭一场。但是，第三个星期五，我实在忍受不住了。我要见他，还有一些重要事情要问他。身为已婚妇女，我需要他准许才能外出。我已经决定到巴基斯坦的哥哥那里生小孩，我不能让第一个孩子在喀布尔出生，原因是塔利班禁止所有的女医生从医，禁止男医生给女性治病。
赫蒂彻坚持要同我一起去探望哈米德。快到监狱大门口的时候我紧张得不得了，对于他们会不会让我进去，我并不抱乐观态度。我站在几步之外的位置，让赫蒂彻去问狱卒能不能见哈米德。狱卒进去了，出来时多了上次那个朝我扔石头的男子。我没做声，赫蒂彻也没说话，提防着随时都会有石头飞过头顶。他盯着我看，然后命令道：“走近一些，娘们。”我慢慢地朝前面挪动了一下，暗地里对自己说，如果他还敢扔我石头，我就回敬他。
“把你的左手给我看看。”他命令我说。我什么都没说，也没伸手给他看，反而将双手藏到了面纱底下。在我看来，那人粗鄙不堪，一点儿阿富汗式的礼貌和风度都不懂。
看我藏起了手，他笑了，说：“我跟你说，不要再涂指甲油。如果涂了，你就不是穆斯林。”透过面纱，我瞪了他一眼。他竟然敢说我不是穆斯林，而他自己却要对他人的老婆的化妆评头论足。“你为什么要涂指甲油呢？告诉我。”他接着命令道。
我镇静地回答说：“我们结婚才4个月。新娘子第一年化妆，穿漂亮的衣服既是习惯也是传统文化。作为一名阿富汗人，你难道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吗？”他发出一阵带着嘲讽的喉音，露出一排黄牙。“我明白了。你想让我放了你丈夫吗？”我不知道说什么是好，心里猜测他只不过是想取笑我罢了。我回答说：“他犯了什么罪？他什么罪都没有。”狱卒耸了耸肩，说：“你回去，带一个男性亲戚过来。带一个男的来，要有财产证明。如果这个男的愿意以他的财产担保你丈夫不会离开喀布尔，那我就放了他。”我没再说一句话，马上转身跑出大门，能跑多快就跑多快。赫蒂彻跟在我后面。我们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但无论如何都要试一试。我们俩站在街上，你看我，我看你。这是一个男人主宰的世界，是一个疯狂的世界。我们都不知道该找谁，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我的兄弟都已经离开了喀布尔，而哈米德的家人几乎全部住在巴达赫尚省。
就在这时我想起来一个开店的表哥。于是，我们俩就沿着街道跑过去找他。到了店门口，我们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却失望地发现店门紧闭。我们俩只顾着激动，却忘了那天是星期五，正是祷告和休息的日子。
我不想给狱卒改变主意的机会，更不想失去拯救哈米德的良机。我们跑回到监狱，那个狱卒正坐在椅子上晒太阳，看起来很放松的样子，我心里松了一口气。
我不敢走近他，怕再惹恼了他。赫蒂彻于是走了过去，把情况讲给他听。他站了起来，没讲一句话就到监狱里边去了，好几分钟都没出来，但我感觉就像过了好几个小时。最后他出来了，身边多了哈米德和另一个更年轻的狱卒。他说：“哈米德可以跟你们回去，这个狱卒也跟着去。如果你们带一封邻居或者朋友的担保书回来，我就会放了他。”他命令一名塔利班司机开了一辆海拉克斯皮卡送我们，我们全部上了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