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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只是过儒家所推尊的“生殖崇拜”主要是男性生殖崇拜，女性是辅助工具。
老祖宗在造字时就显露了这一点，例如：“祖”即“且”的崇拜，甲骨文的“且”字仿造于男性生殖器。民间用的祖宗牌位，是一块长方形的木片，也就是“且”字，表明了先祖对它的崇拜。
在母系社会时，祖是“日”字，写法是一个圆圈当中一点，是象形的女阴，也是太阳。
中国不少地区到现在还用“日”来表示性行为。
而老子学说则脱胎于女性生殖崇拜，是母系氏族文化的理论升华。
所谓“道”，最初建立在对女性生殖力的认知上，然后扩大到观察宇宙的创生。
《老子》常用女性性器官和母体形容“道”的性质作用，如“谷神不死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在地根”，“玄牝”即女性生殖器，“谷神”即生殖女神。女性生儿育女是从无到有，始于结胎，胚胎由混沌渐次分化，终成人形而出生。
推之宇宙化生，即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是恍兮惚兮，窈兮冥兮，其中有物，其中有象，其中有精。老子“小国寡民”的哲学贵柔守雌，也是这种生殖崇拜的反映。
不过，中国儒家相信“道之大原出于天”，这是价值的源头。它将性意识淡化，突出了宇宙的宏大与深邃。在这种思想的观照下，“道”足以照明“人伦日用”，赋予后者以意义。禅宗也是这样说的。未悟“道”前是砍柴担水，既悟“道”后仍然是砍柴担水，所不同者，悟后的砍柴担水才有意义，才显价值。
也就是说，“道”要靠自己去悟，悟了就有意义，就不是表面的事物，而是接近宇宙的核心。
儒家教人“深造自得”、“归而求之有余师”，道家要人“得意忘言”，禅师对求道者则不肯“说破”。重点显然都放在每一个的内心自觉，所以个人的修养或修持成为关键所在。
这是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具体表现，它将性意识打磨得十分斯文尔雅。它明确告诉人们，
追求价值之源的努力是向内而不是向外向上的，不是等待上帝来“启示”的。每个人都有尊严，都有欲望和要求，但个人的欲望要含蓄，否则便是“没修养”的表现。
实际上，儒家文化是很重视人的尊严的，这一点自孔夫子以来便巩固了。
孟子说，“人皆可以成为尧舜”，荀子说，“涂之人可以为禹”，佛教徒竺道生也说“一阐提可以成佛”，都肯定人有价值自觉的能力。
在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中，人的尊严是遍及于一切人的。
陶渊明送一个仆人给他的儿子，却写信告诉他：“此亦人子也，当善遇之。”
唐代道州刺史阳城抗疏免道州贡“矮奴”，当时和后世传为佳话。
因此白居易有诗：“道州水土所水者，只有矮民无矮奴。”大学说，“知止而后是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当今社会的危机恰恰是“动”而不能“静”，“进”而不能“止”，“富”能不能“安”，“乱”而不能“定”。
为了使纲常序列排列清楚，孟子还特地提出五伦：“父子在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由此可见，中国文化把人当作目的而非手段，它的个人主义精神凸显了每个个人的道德价值；它又发展了从“人皆可以为尧舜”到“满街皆是圣人”的平等意识以及从“为仁由己”到讲学议政的自由传统。
中国人的内倾文化在自我存在的表现上，一方面是外在客观世界存在的保证，另一方面外在客观世界的存在也保证了自我存在的真实性。
庄子“因己之乐”即可推出鱼之“乐”，邵雍由“以我观物”即可推出“以物观物”，程明道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中国人相信价值之源内在于一己之心而外通于他人及天地万物，所以翻来覆去地强调“自省”、“自反”、“反求诸己”以及“反身而诚”等“自我修养”功夫。
中国人不大重视灵魂的有无，但是积极肯定人生。
立功、立德、立言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三不朽信仰，也是中国人“永生”的保证。
所有这一切，都是从文化的探源上，传递出“生殖崇拜”的话外之音。
总之，饮食男女不必害怕“性”，不必回避“性”，更不必重温“性禁忌”和“性封闭”之恶梦。
因为“性”不是洪水猛兽，不是精神鸦片；但“性”也不是青菜豆腐，不是像抽烟喝酒一样简单。它有自己的内在规律，我们只要保持一颗平常心，从容面对，足矣。
因此，神说：“我又听见从天上另有声音说，我的民，你们要从那城里出来，免得有分于她的罪，受她所受的灾害。”
第一章 白云下的聚会神秘之门
二零零一年五月二日。这个看似极平常的一天，却成了我打开一扇“神秘之门”的钥匙。
上午九点多钟，阳光像黄黄的橙汁倒满了我的窗口，十分亮丽。
一只苍蝇在唱歌。
我坐在房门口，在略带清冷的水泥地板上聚精会神地逗弄着三两只忙忙碌碌的蚂蚁。
一条影子朝我走来，说，“兄弟，得向你说个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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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抬头，见是对门的钟国军，便又埋下头去逗弄我的蚂蚁，说：“你言语就是了。”
“今天我有一帮朋友来，晚上可能会有点闹。”钟国军说，“提前向你通个气儿。如果影响了你，就包涵点儿。”
钟国军是香港人，今年二十六岁。七岁那年随父母移民来到新西兰，一直住在奥克兰。他曾在南岛基督城的一所大学读了一个政治专业的学士，后在新西兰最大的华文报纸《自立快报》做了一两年的助理编辑。
因为薪水太低，他觉得意思不大，所以心血来潮，只身跑到汉密尔顿来，在怀卡多大学攻读法律，希望毕业后能有一份很体面的工作。
其时，我正在怀卡多大学东亚系做访问学者，在新西兰这个“白云升起的地方”，过着悠哉游哉的生活。
记得刚来找房的那一天，钟国军蓬头鬼脑，穿着百慕大短裤，说着生硬的普通话，问我住的这一带是不是很安静。
我还以为他是哪里“黑下来”的小瘪三呢。
没想到几天后，他竟然在我的对门将汉密尔顿东区一栋最好的房子租了下来。
他安顿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请我过去喝咖啡。
看了他租了这么大的房子，我原想他会有一大家子人要来住的。
结果只是他一个人。
真是有钱人在这里摆谱“烧钱”！
在聊天过程中，他得知我曾在国内一家大报当了多年的编辑记者，现在又做了省作协的专业作家，似乎找到了“知音”，便一个劲地问这问那，那样子像个无知的小学生。有时深更半夜，他也“咚咚”地来敲我的门。
我以为他有什么急事。
其实，他只是想对我说，“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我发现他有些神经质又有点神秘的味道。
不过，我必须承认，他并不是个坏人。他经常自告奋勇去做好事，比方，一只无家可归的猫来到他的门口，他精心侍候了半个月后，才恋恋不舍地将它送到动物保护协会去。
记得有一回，一连两个月我看不见他的人影，就跑到他的窗边去瞧，还敲他的门。
没想到，他房间竟然装了防盗报警器。
刺耳的警报器将我吓得回头便跑。
但他的房门还是静悄悄的，没有半点声响。
我在琢磨：这小子究竟是在读书还是干什么违法勾当？
直到他突然出现时，我发现他瘦兮兮的，就怀疑他是不是在吸毒。
他笑笑说，“兄弟，实不相瞒，我的一帮弟兄将我带到斐济‘消魂岛’上去了。我这一身肉全部掉在那里了。玩得真开心！”
后来，他告诉我，他其实租不起这么好的房子。“我是替朋友租的。”他一本正经地说。
到新西兰后，我多了个心眼，凡是别人的私事，如果人家不是主动说及，最好不要去问。
否则触及人家伤痛，反而闹得尴尬。
而且我也知道，这里的人，一旦有“群聚性”活动，往往提前通知一下左邻右舍，就像现在钟国军做的这样，说是征求意见，其实是求得原谅。
因为左邻右舍没有谁会说：“不行，你今晚不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