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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左邻右舍没有谁会说：“不行，你今晚不能在这儿搞活动，否则我要报警。”
新西兰人很温和，不是万不得已，不会不给你面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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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作为当事人，你也要知趣，适可而止。
比方，晚上的活动一定不能搞得太晚。新西兰人一般过了晚上九点就不再接、打别人的电话，十点钟前基本上都会上床睡觉。
因此，如果你的活动搞得太晚，人家睡不着，心里烦，他们就会真的打电话给警察的。
警察来了后，虽然不会把你怎么样——如果你们是正常的聚会而不是“吸毒”或“群淫”等违法性活动的话，但警察会彬彬有礼地劝你立即停止活动，因为有人在告你了。
如果你连警察的话也不听，那就对不起，警察也不是白吃饭的。
电警棍、手铐和手枪等都带在身上。
当然没有谁愿意以身试法。
若是搞一个聚会，好好的活动不是自然终止而是因为警察来了后被迫终止，这显然是一件很扫兴的事儿。
钟国军来新西兰快二十年了，对这些情况当然很熟悉。
看来，他一大早就去拜访了左邻右舍。到我这儿已经是扫尾工作了。
第一章 白云下的聚会身体的革命
许是见我没有回答他的话，钟国军一脚将我手边的两只小蚂蚁踩死，说，“晚上你要是有兴趣，也可以来参加。”
“刽子手，两条生命就这么没了。”我拍拍手，站起来，说。
“别跟我玩浅薄的人道主义。”钟国军不以为然地说，“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我都会。可蚂蚁永远是蚂蚁，永远在地面上被人有意或无意地踩死。它并不因为你尊重它，它就变得高大起来。”
“可低贱的生命也是生命啊。”这是我的心里话，但我没有说出来。因为实在没必要为这种事跟他争执什么。
我的思维回到了他说的晚上活动的事。
“行了。”我摆摆手，说：“告诉我，晚上来的都是些什么人？”
钟国军笑了起来，说，“大陆的、香港的朋友都有。他们大多有很体面的工作，这次利用‘五一’放长假，他们就结队来新西兰来潇洒走一回啦。”
我突然想到了钟国军租住的大房子，便忍不住问道：“你曾经跟我说，你租住的这房子是帮朋友租的，是不是就是为了他们？”
钟国军点点头，说，“是的。这一回，他们要来这里玩一周，天天就住在这里。”
原来如此。
他们提前就叫朋友在这边租好了房子，准备妥当，来后可以不想事。
住宾馆太贵，重要的是，住宾馆哪有“自己租住的房子方便”！这些“玩主们”，真是用心良苦啊。
我说，“可你也只有六个房间啊。”
钟国军说，“是啊，足够了嘛。他们这回只来五对。有五个房间就够了。”
“五对？他们是成双成对地来的？是来度第一次蜜月还是第二次或第几次？”
因为我知道，如今的人动不动就讲度蜜月，结婚、离婚就像穿衣、吃饭一样，很轻易的。不结婚，两人住到一起，也是度蜜月，它与中国人传统意义上的“蜜月”很不一样了。
钟国军哈哈大笑，说，“他们在国内常常一两周就度一次这样的蜜月，因此，他们究竟有多少次了，我也不知道。”
真是越说越玄乎。
钟国军见我发愣，就极具诱惑地说，“晚上你来我们家吧。包你大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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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些心动了，说，“能不能提前透露一点晚会活动的内容？”
“这个嘛……”钟国军停了停，似乎想找一个更合适的字眼。但想了想，可能没有找到，就拍拍脑袋，大大咧咧地一挥手，说，“其实也没什么啦，他们进行‘身体的革命’！”
“请说具体一点，行吗？”我越发迷糊了。
“不就是换妻，搞性派对嘛！”钟国军可能觉得我的表情有点小题大做的味道。
我的脑袋仿佛被人重重的击了一下。
“换妻”，“性派对”！
这样的字眼从钟国军嘴里像吐口水一样轻巧地吐了出来，对我来说却不啻于如晴天打雷！
我一下子想到了“道德”、“责任”、“价值”、“家庭”等沉甸甸的字眼。
如果这一泼潮水在国内泛滥开来，那么，这将不仅仅是一场“身体的革命”，更是一场对传统文化价值全面颠覆的叛离行径，其潜在的社会冲击力绝不可小觑！
钟国军用手肘捅捅我，说，“兄弟，别显得像乡巴佬一样。要知道你现在可是生活在一个自由世界里。”临走，他又大声说，“无论你来还是不来。我的大门都是对你敞开的！”
说完，他打着响指，松松跨跨地走了。
我看见他的阴影被桔黄的阳光拖在地上，很长很长。
第一章 白云下的聚会奥克兰街上的“泰国灵媒”
晚上八点多钟，当我走进钟国军房里时，所有的灯都亮着。
一个额头上有块光疤的高个子男人很有礼貌地用英文问我：“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我笑笑说，“我是钟国军的邻居，就住在对面。他在吗？”
高个子男人连忙笑着说，“我只怕你是日本人或韩国人，既然是同胞，还是普通话来得痛快。”
躺在地毯上看报的一个长发女人站起来对高个子说，“阿东，钟国军出门前不是跟大伙说了吗？住在他对门的这个先生姓朱……”
我说，“我姓屈，就叫我屈乡楠吧。”
长发女人歉意地一笑说，“对，就是这个名字。好像还是个作家。对不起，我将‘屈’听成了‘朱’。”
说罢，她伸出白晰的手，自我介绍道：“我叫温尼。”
高个子阿东说，“我老婆。”
温尼嗔怪地白了阿东一眼，俏皮地说，“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
这时，在另外几个房间里聊天的，喝咖啡的，唱歌的，弹钢琴的等一个一个走了出来，并都十分友好地作了自我介绍：周山岭、阿升、罗武、谢双依、马平、陈思佳和高春凤。这些人的名字过了好些天我才完全记住。
我当时很纳闷，这群号称“身体的革命”的先锋派，并没有一点与常人不一样的地方啊。他们既不疯狂地吼唱，也不举止怪诞；衣着虽然十分讲究，却没有半点花里胡哨的味道。男人没有一个留艺术家式的长发的，女人也没有一个剃光头的，更看不到一个人故意将好端端的牛仔裤剪几个破洞，穿着特制的大短裤和上面印有“我为什么还不死”或者“别理我”等流行语之类的文化衫。
我正在发愣，一杯浓热的咖啡送了上来。我本能地接过，抬头看着送咖啡的人，她嫣然一笑，道，“叫我桂妞吧。我在国内读过你的作品。”
真是个美丽女人。我想。
桂妞说，“钟国军出去买啤酒去了。一会儿就回来。这里你比我们还熟悉，就请自便吧。”
我回头看阿东和温妮时，他俩已进了另一间大屋子。那里有人在唱卡拉OK。
我说，“头一回来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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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妮说，“是的。这地方真安静。比农村还农村。不过，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地方。”
我说，“这是个养老和读书的地方。”
桂妮说，“可谁都得读书，谁都会变老啊。”
桂妮一边说，一边随意地坐在地上，盘着长长的腿，对我笑笑说，“我在美国读书那几年，觉得那里的人都在赶杀场，哪里像新西兰人这么悠闲！”
我说，“人家可发展得快啊。新西兰人要是总这么悠闲，很快就会‘悠’到第三世界去的。”
“第三世界也没有什么不好嘛。”桂妞冲我妩媚地一笑。
她告诉我，他们一行十人是当天上午十时半准时抵达奥克兰机场的。
一出机场，他们就像一群欢乐的鸭子，又唱又闹，真想拥抱这个美丽洁净的城市。到处是花，是花的香，是香的飘逸。那些蛋清一样柔软的白云在高高的蓝天上轻轻地移动，与地面上深蓝色的海水、碧绿的草坪和一群群像白云一样的绵羊形成默契。走在奥克兰这个国际大都市里，你看到的是五彩缤纷的脸孔、脸孔上的笑容和笑容里的质朴、好友与真诚。街上充满着各色音乐，有古典的圆舞曲，现代奏鸣曲和新西兰的毛地歌舞，也有美国的乡村音乐，更有苏格兰艺人在街头戴着电影里才能看得到的高高的帽子在演唱着他们的经典民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