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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1957年罗稷南对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是到1957年特别是反右派运动中，毛泽东将如何对待鲁迅。反正是假设，我们本来也还可以更大胆些，设想鲁迅活到新世纪的今天。可那样鲁迅就达到120岁了，文章便会做得像是宣传养生保健的东西；限于篇幅，还是不要跑野马，回到罗稷南的出发点吧。
我们从文献上看到的毛泽东关于鲁迅的言论，都发表在鲁迅去世以后。罗稷南要问的，则是如果鲁迅一直健在，活到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处境会怎么样，毛泽东将怎么看待和对待他。已故的鲁迅，尚且常在毛的视野之内，假设面对一个活着的鲁迅，自不会视而不见。
1957年回答罗稷南提问时，毛泽东所据是他心目中的鲁迅，是截至1936年逝世时的鲁迅。毛泽东则已是1957年的毛泽东，不是30年代割据一方的苏区领导人，而是生杀予夺大权在握的中国执政者了。
其实，即使没有毛泽东回答罗稷南提问一事，难道我们就不能设想1957年的毛泽东如何处置1957年的鲁迅吗？这种设想不是戏说，那末只能以我们已知的二人的言行和性格作依据，从已知推测未知，就如毛泽东谈蒋介石时说过的，从他的昨天可知他的今天，从他的昨天和今天可知他的明天。排除了不确定的偶然性因素之后，其中应有必然的或至少是接近必然的结论。
鲁迅是不变的，其性格不变，基本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处世态度不变；虽在某些论者那里他像“莽昆仑”一样被“裁为三截”（少年之外，分为前期、后期），他对世界的认知有所发展，而思路的变化却并不是无迹可循的。毛泽东也一样，纵然某些具体观点有时变化，某些策略更时有变化，而他的性格以及基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处世态度也是不变的。
但在据此作出逻辑推论的时候，必须注意到，如要假设鲁迅活到1957年，那他必得经过从30年代后期而40年代，以迄50年代前期的几度沧桑。然则毛泽东在1957年就不是面对一个突然从1936年蹦到1957年（或说是长眠21年后突然醒转）的鲁迅，而在此之前，先得问问鲁迅在那风云变幻的21年间是怎样走过来的，其间毛泽东怎样看待鲁迅的“政治表现”，并采取相应的态度了。
鲁迅的健康状况姑置不论，鲁迅若不死于1936年，究竟能否活到1957年？就是一个大问题。
首先是蒋介石对鲁迅能够容忍到什么程度。1936年鲁迅逝世后不久，就发生了“双十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获取释回到南京，对张学良实行军法审判并加以软禁。如果鲁迅当时还活着，多半会与宋庆龄采取同样的态度，也就是支持共产国际提出又为中共所接受的“联蒋抗日”的主张。这时的鲁迅多半不会成为蒋介石必欲杀之而后快的主要对象。沈钧儒等“救国会”七君子事件，不论鲁迅是否参与，蒋介石迫于舆情，顶多也像对七君子一样予以拘捕起诉，不至于大开杀戒。
在抗战期间，马寅初因公开抨击孔祥熙的腐败，向蒋政权挑战，遭到逮捕关押；假设鲁迅活着，想要封杀鲁迅而封杀不了，他们也会给予同等待遇，不过还不致采取极端手段。但到了1946年，蒋介石悍然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内战，先后制造重庆校场口、南京下关的打人事件，并不能平息反内战、争民主的风潮，遂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暗杀李公朴、闻一多，此时，假如鲁迅活着，恐怕难逃一枪。因为早在1933年杨杏佛被刺前后，鲁迅已上了特务的黑名单，他去参加杨氏追悼会，就没带回家的钥匙。由于积怨过深，在蒋介石1949年从大陆逃往台湾前夕，假设鲁迅脱身有失，落在他们手里，会不会遭到杨虎城那样的肉体消灭，怕只有天晓得。
抗战开始后，假设鲁迅活着，在把矛头指向日本军国主义的同时，他不会放弃对蒋介石，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进行犀利的批评。鲁迅不会同意王明所谓“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主张。这在客观上是同毛泽东在统一战线内保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相一致的。然而，当陈独秀被康生等造谣诬为收受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汉奸时，鲁迅恐怕不会轻信。一则他对“五四”时期并肩对敌的陈独秀之人格操守是有相当了解的，二则鲁迅自己身受过所谓“拿苏联卢布”之类的诽谤，因此，他说不定会像有些社会人士一样为陈独秀辩诬，这是完全可能的。他不能容忍有权者对无权者滥施挞伐，滥泼污水。但这样一来，毛泽东所肯定的“鲁迅精神”的第一个特点“政治的远见”就落空了，因为毛的这一立论是根据鲁迅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1936年6月），说“他在1936年就大胆的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现在毛泽东也说“托派成为汉奸组织而直接拿日本特务机关的津贴”，陈独秀当时在他眼中还是属于“托派匪徒”之列的。那么一来，鲁迅和毛泽东的观点就会对立起来。
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组织上必须与之保持一致，实际上也就是与斯大林保持一致。40年代初，苏联为了保持东线的稳定，竟与日本订立《苏日中立条约》，承认伪满洲国，承认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这是对中国的出卖行为，当然引起中国人民的不满。一些有识之士联名发表《致斯大林元帅的信》表示抗议。在这样明显的大是大非面前，假设鲁迅活着，他一定会面对现实，不再囿于写作《我们不再受骗了》等文时的闻见，而出面反对苏联的民族利己主义的不义之举；当有些人士迫于压力而收回自己的抗议并作“检讨”时，鲁迅一定会像参与联署的王造时教授一样，坚持己见亦即坚持原则。但我们知道，王造时当时就被视为反苏倾向，1949年后遭到冷遇；直到1957年打成右派，都与这一桩历史公案有关。假如鲁迅活着，这将是他遇到的一次重大政治考验。
假设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1940）中对鲁迅所作众所周知的崇高评价，会不会在收入选集时进行删改，或压根儿就不会那样评价，就是一个问题了。
第三辑 在文化史的长河中第48节 鲁迅也不会有更好的命运（2）
这是想像鲁迅在1937—1938年抗战一开始就前往武汉和重庆。还有一种可能，是他在“孤岛”上海租界中停留一段时间，才经香港或河内去大后方。事实上许广平以孤儿寡母都难免被日本占领者拘捕；鲁迅如在，至迟也会在太平洋战争发生后设法离开上海，以避日本的魔爪。
而到了大后方，更加直接的“考验”则是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来后是否表态，怎样表态。郭沫若、茅盾都及时在中共党报《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拥护的文章。对于鲁迅来说，姑且不说一般的方向问题，单是具体涉及他的地方，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例如毛泽东对“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解释，由于在特定的话语系统里，人民大众是由共产党代表的，“做人民大众的牛”，也就是“甘”愿向一个政党“俯首”，这一引伸义能否为鲁迅所轻易接受呢？再如，“讲话”对“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这两点的质疑和批驳，涉及的是允许不允许独立思考，让不让批评，有没有思想、言论的自由，是否只要求知识分子驯服听命；因此，这与鲁迅反对奴隶主义、主张“立人”的一贯主张，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他可能并非为个人的写作辩护，而是从一般文艺创作（包括杂文写作）的原理和常识上加以申述，兼及他关于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的理想，客观上也就成为对“讲话”的对抗了。
据学者蓝棣之说，中央档案馆里有一篇文献表明，“解放初期，江青出席文艺界一个会议时说，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文艺思想。胡风当场表示，在文艺上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鲁迅的文艺思想。江青回家给毛泽东说了之后，毛泽东很不高兴”。假设鲁迅在40年代就发表对毛讲话的不同意见，而且形成后来指责党外人士的所谓“分庭抗礼”的局面，鲁迅即使活到50年代，他的命运会比胡风好多少呢，如果不是更坏的话？
不过，至少在建国以前，我们可以相信，在鲁迅与毛泽东之间，有周恩来居间调停，缓解矛盾，尽量使之不致激化。自然，能够缓解于一时，只能推迟爆发的一刻，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毛泽东是决不妥协的，鲁迅同样是决不妥协的。鲁迅深知陈独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