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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陈独秀之为人，陈独秀也深知鲁迅之为人，陈在1937年曾说：“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在40年代的国民党统治区里，假设鲁迅活着，除了与周恩来的关系外，他还将面对与郭沫若等的关系。早在1928年，郭沫若曾化名杜荃，骂鲁迅是“双重的反革命”、“封建余孽”和“不得志的法西斯谛”。后来，鲁迅在联合抗日的共同目标之下，表示过和解的意向，但他不久就去世了，没赶上与郭握手言欢。抗战开始，郭氏回国，恢复中共党籍为秘密党员，由周恩来直接联系。已知的史实，是当时由于鲁迅已故，中共中央传达党内通知，以郭沫若继鲁迅之后作为中共领导下文化战线上的旗手。现在我们假设鲁迅还活着，中共将作出怎样的安排？到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出任厅长，安插中共地下党员们到所属机构包括众多演剧队工作，恐怕还非曾在北伐军中任职的郭沫若莫办。设在重庆的文协的领导权也会掌握在中共地下党组织之手，可能像上海时期推举鲁迅为左联领导人那样，推举鲁迅为文协领导人。为时既久，有些矛盾就会产生，或说暴露出来。例如郭沫若应召会见宋美龄，并在宋的安排下演讲，其间有些表现不免传到鲁迅耳中，以鲁迅曾就胡适会见溥仪后说“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而加以讥嘲为例，鲁迅也不会说出什么好听的话来。
鲁迅一生中，主要是写文章和当编辑。假设他活到40年代，在大后方，文章还是会写的。征之30年代的情形，编辑出版期刊和丛书的事，大约不会再亲手为之，而由他的学生去干，例如胡风，鲁迅会给他们出主意，推介书稿，自然还会加盟其间，发表自己的杂文、论文以至书信。不能说胡风所做的都能代表鲁迅，但大体上不会与鲁迅的意见有太大的出入。这样一来，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的，胡风所引起的麻烦；在我们虚拟的有鲁迅在世的场面里，似乎仍将照样上演。何况，在例如当时引起论争的一些问题上，鲁迅也不是没有什么话要说的，只要健康情况允许，他会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不在乎违拂了什么人物的意旨或面子，哪怕是在朝居于统治地位或在野居于“领导”地位的大人物。当年周恩来在同胡风谈话时，特别强调“只有毛主席的教导才是正确的”，那末，如果是在鲁迅面前，周恩来尽管会说得婉转些，恐怕也还会说这样的意思，而鲁迅是否首肯，大是问题。总之，比起胡风来，鲁迅会让周恩来更感为难。
在抗战后期和随后的内战时期，在中共领导的舆论阵地上，也许不会公开展开对鲁迅的批评，但批评胡风的座谈会，批评胡风的文章，无疑要对鲁迅起“敲山震虎”的作用。在历史上，当时的确并没有把胡风当作反革命看待，但对他的定位，则是进步文艺界思想界两条路线斗争中的对立面。假设鲁迅活着，这个对立面，不管是否挑明，主要就不是胡风，而是鲁迅了。
这个矛盾，到1949年7月的第一次文代会，就会明朗化。如果有关国民党统治区文学状况的总结，还是像茅盾在他的主题报告中所作的那样（换了别人如郭沫若也会一样说），鲁迅便不会默不作声；如果事前征求过他的意见，但仍照原样不动，他必定会拒绝与会；如果事前绕开他，形同突然袭击，说不定他会拂袖退场。把这样一个“大会师”的集会搞得举座不欢，汇报到毛泽东那里，他能容忍吗？即使一时容忍了，也会记下一笔账，时机一到新账老账一齐算。但这次会后，还能不能像原来计议的，让鲁迅当个“文联主席”，也成了问题。也许经过周恩来的协调，会让鲁迅和郭沫若并列文联主席。郭沫若在50年代初回答人民日报社转来一读者问“鲁迅若是活着，现在该安排什么工作”时，就说“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首先不是考虑安排的问题，而是要看思想改造的表现。如果鲁迅思想改造得好，也可以安排适当的工作”云云，可谓知己知彼了。
这一次文代会后不久，如果鲁迅还是回到上海，那末他就会看到当地报纸上展开关于杂文的一场辩论，包括冯雪峰在内的一派意见，很类似几十年后秉承胡乔木指示的所谓“新基调杂文”之说，其源盖出于延安“讲话”的精神。如果冯雪峰照发此论，恐怕尔后鲁迅对他也会“刮目相看”，但尽管从此他们拉开了距离，只要冯雪峰不在任何情况下对鲁迅“反戈一击”，他是注定摆不脱与鲁迅的干系的。
如果在文代会上发生了那样的不快，即使鲁迅在一段时间保持沉默，而从上到下决不会懈怠了通过会议、谈话来“帮助”鲁迅的努力，希望他像在对蒋介石国民党斗争的时期一样，与党保持一致，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保持一致，与党在文化方面的各项方针政策和领导指示保持一致。所有的文字要审查，不合标准的便封杀。胡风在50年代前半就已遭遇的居高临下的歧视，以至“吟罢低眉无写处”式的发表作品的困难，鲁迅也会一一领教。
在50年代初期，共和国建立伊始，真是百废待兴，百事待举。外有美国介入台海，朝鲜战争需要对付，内有土改，镇反，恢复国民经济，以至“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与此同时，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开展思想改造运动。也许鲁迅得免于像许多留学英美的大学教授那样，被迫在群众大会上检讨过关，然后将检讨登报示众；但内部会议是难免的。鲁迅虽然不怯于“解剖自己”，但他不会屈从于大轰大嗡，违心地自辱以求解脱，这就难免导致“顶牛”，使矛盾呈尖锐或胶着状态。
鲁迅是深沉的。他最懂得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那不仅得之于有字的史籍，而且得之于无字的经验。他亲身经过辛亥革命，军阀统治和国共之争；当年的奴隶变成了新的主子，回过头来比原先的主子还要厉害苛刻，而不但有革命与反革命，且有了“反反革命”、“反反反革命”的互相屠戮，这些都没有逃过先生的冷眼。在一个历史大转变的关头，鲁迅恐怕不会止于一鳞一爪，而会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在把农民造反推崇为创造历史的动力的命题面前，鲁迅会轻易修正自己对张献忠、洪秀全、义和团的观点么？也许周扬会把毛泽东早在1939年的说法暗示或明示给鲁迅：
鲁迅表现农民看重阴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该年11月7日致周扬信）
鲁迅会很重视这一意见。但他以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革命先锋”的歌颂来对照《阿Q正传》中的“土谷祠之梦”，是否就会信服地称阿Q为“革命先锋”呢，准此，他会不会认同在土地改革中把阿Q式的流氓无产者当作依靠对象呢？他还会深入一步地从他对国民性特别是农民意识的思考楔入对社会政治现实的分析吗？
鲁迅一个最被称许的政治表态，是他相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这是与他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苏联文艺政策分不开的（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托洛茨基、普列汉诺夫、卢纳察尔斯基为中介，这在后来的某些批判家那里，也会成为一个罪名）。但他对苏联这个新型社会的认知，并非一成不变的。在1932年9月所写的《〈竖琴〉后记》里，他已经发现“现今的无产作家的作品，已只是一意赞美工作，属望将来”，与鲁迅认为文学“撄人心”的功用颇有距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信息的增加，鲁迅对苏联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他在1936年逝世前不久，曾“故作庄重”地对冯雪峰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虽是一句玩笑话，却可能是由于他听了一些旧俄作家诗人在“新俄”的遭遇，有感而发。
第三辑 在文化史的长河中第49节 鲁迅也不会有更好的命运（3）
假设他活到30年代末，那他必定多多少少听到有关三次莫斯科大审判的消息，更不用说纪德访苏感到失望的纪实。这都会引起鲁迅对于过去一些言论文字的反思。他会对照中俄两国的传统，两国的革命，中苏两国共产党的政治渊源和文化渊源，他会从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发现中国皇权专制主义的影子，发现当今世界上现代极权主义的一般本质。这样的话，如果到了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