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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浩则是怀着另外一种心情北上的。他回忆那个时期的思想转变过程时说：“南下成立第二中央，打起反对毛周张博的旗子，是张国焘路线登峰造极的滔天罪恶。那时对于中央与一方面军北上的估计是过不去，要在路上被敌人打垮。（我们）在甘孜炉霍是想呆下去的，想休息整理保存力量，部队散得很宽，也做了些藏民工作，呆一个时期再看。这时中央已到达陕北，对中国革命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给大家打了一支清醒针。当然张国焘是不会变的，我自己的脑子也开始清醒了一些，证明我们过去的估计是错了，这时是１９３６年的春天。以后听说二方面军快来了，又做了迎接二方面军的准备。中央的到达陕北和二方面军的到来，对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也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从这时起我们的思想就发生了变动，想到我们过去反党反中央是大错特错，那时与张国焘在思想上开始有距离。这时张国焘路线已开始动摇，我们想去与中央会合的思想逐渐增多了，像不孝的儿子回心转意后想回到父母怀抱一样。向前和军的干部思想也是这样。以后在那里也呆不下去了，心向着陕北。二方面军到甘孜后朱总还讲了话，我也和朱总谈过要会合。任弼时来后反对张国焘的力量就更大了，这时会合的思想就更增加了。甘孜开过几次会才决定北上，这也是个关键。张国焘是不准备北上的，看到我们、朱总、二方面军都要北上，他才不得不被迫同意。”陈昌浩的说法，反映了当时四方面军中多数高级干部的思想转变。
为了使张国焘和四方面军与中央和解，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任弼时做了大量工作。他与徐向前、陈昌浩、傅钟等多次长谈，了解情况。徐向前坦率地对任弼时同志谈了自己对一、四方面军分裂的几点看法，归纳起来是：
（一）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自己当时没有跟中央走，是不想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
（二）大敌当前，团结为重。张国焘另立中央，很不应该，党内有分歧可以慢慢地谈嘛！但是我说话他不听，朱老总的话他也不听。现在取消了“中央”，对团结有利。北进期间，最好不谈往事，免得引起新的争端。
（三）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很高兴。但中央有的同志说四方面军是军阀呀，土匪呀，逃跑呀，政治落后呀，太过分了，伤害了四方面军的感情。我和四方面军许多指战员都想不通。
（四）我们从参加革命起，就表态拥护第三国际，臂章上也是那样写的。由共产国际出面解决以往的分歧，我赞成。
徐向前的表态十分诚恳，也合情合理，任弼时听了非常高兴，表示一定要在团结方面做出努力。张国焘对任弼时的行动很不舒服，他回忆说：“任弼时本人对于毛儿盖的争执特别感觉兴趣。不惜花很多时间，分别和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和我详谈，搜集有关资料，研究这个争执的症结所在，我曾笑问他是不是想做‘包拯’，他也不完全否认这一点，表示他是一个没有参与这一争端的人，现在研究一下，也许将来可以为大家和好尽些力量。”但是与徐向前等人的态度不一样，听了任弼时的告诫，张国焘“对于他这种热忱，极为感动。至于他的意见，我当时未置可否”。实际上是拒绝接受。
为了求得党内团结一致，任弼时于１９３６年７月１０日向中央发出第一封电报，详细汇报了二、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情况，并就党内团结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电报中说：“我到甘肃应得知道：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内争论问题。”“现在陕北和川康边同志对目前形势估计和党的策略路线已经一致。为着不放松目前全国极有利形势，使我党担负起当前艰巨的历史任务，我深切感觉党内团结一致，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是万分迫切需要，而且是不能等待七次大会的。”他建议：“在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至少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一、二、四方面军主要干部参加，并要求国际派负责代表出席这会议。议程应列有总结在五次‘围剿’斗争之经验教训和讨论党的目前紧张任务，并产生党内和党外的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
１９３６年８月９日，在走出草地后，为了准备三大红军主力会师，任弼时又向二方面军领导人发出一电。电报中说：“我这次随朱、张等行动，力求了解过去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党内争论问题，并努力促成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我与朱、张、刘、昌浩、向前、傅钟、卓然等同志的谈话，大家对党在组织上的统一，建立最高集体集权领导，是认为迫切重要的问题。陕北同志亦同样认为迫切需要的。在这一基础上，我党团结一致想可能得到顺利的成功。”“此外，我已向总政治部提出并已得同意，立即在二、四方面军中开始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的政治动员，在四方面军中应消除一切成见和不好的印象。须有良好的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准备，以期在大会合时三个方面军的完全兄弟的亲密的团结一致。同时我已向陕北建议，在一方面军中也进行同样的动员和准备。”
任弼时在促成党内团结的同时，还做了许多好事。解救了一批被张国焘长时间关押迫害的同志，其中包括著名的共产党员廖承志。廖在川陕苏区肃反中被张国焘怀疑是“国民党特务”而加以逮捕。在四方面军极左的环境下，廖承志甚至不敢暴露他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何香凝的儿子，化名何礼华。仅仅因为他会刻蜡版，会画画，张国焘才没杀他，把他一直关在保卫局，当犯人押解着长征。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中央虽然知道廖承志在张国焘手中，却没有机会见到他。直到１９３６年２月８日才由林育英给张国焘发去一电：“廖承志、曾钟圣（中生）即使有反动嫌疑，亦须保全其生命，并给以优待，此为代表团所切嘱。”然而，曾中生已经死了几个月，廖承志还活着。这封电报并未改善他的处境。
第四部分第１６章：再次北上（3）
１９３６年７月，任弼时来到炉霍四方面军总部，与廖承志不期而遇。廖承志回忆说：“那时我是张国焘的犯人之一。和我一起坐张国焘的牢的同志，还有罗世文、朱光、徐以新等同志。我们是被分开了的，我则被押解跟着队伍向炉霍前进，谁也不敢和我打一个招呼。我也不愿和任何人打招呼，因为一打招呼就会连累别人的。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和任弼时同志会合了。那是在一个草地的小坡上。我远远看见张国焘和一个身材不高、脸孔瘦削、长着小胡子的人在谈话。我猜到那一定是任弼时同志。我们队伍正从他们面前通过，弼时同志远远看见我走近了，他笑着站起来，走向我这边，和我握手。他笑着问：‘你是廖承志同志吗？我是任弼时。’我那个时候很窘，不知如何是好。那时张国焘也很狼狈，他装起笑脸虎似的笑脸，用他那种怪腔怪调问弼时同志：‘怎么，你认识他吗？’弼时同志笑着说：‘老早认得。’其实弼时同志和我那时并不认得。然后弼时同志严肃地对张国焘说：‘如果他有什么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助他，请你告诉我。’这之后我到了炉霍。我、罗世文、朱光、徐以新立即恢复了局部的自由。”
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四方面军立即开始了北上的行军。１９３６年７月３日，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率红二方面军和４军、３０军为左纵队，经东谷、西倾寺、阿坝向包座前进。徐向前率方面军总部和９军、３１军为中纵队，由炉霍经查理寺、毛儿盖向包座前进。董振堂率５军及３１军一部为右纵队，７月１０日由绥靖经卓克基、马塘向毛儿盖、包座前进。这一次，徐向前、陈昌浩和４军、３０军已经是第三次穿越草地了。
二方面军没有和四方面军一起走。他们在甘孜休息了几天，才跟在后边上路。由于是第一次在川西北高原行军，没有经验，也不适应这里的气候。７月１１日，二方面军由东谷进入草地行军，走了十七天到达阿坝。在阿坝筹粮六天即向包座前进，８月１３日才走出草地到达包座。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称：“这一时期是我们长征中最艰苦的时期。”主要表现在：
一、除阿坝及三数地方有房屋外，其余总是终日走于荒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