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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听了陈昌浩宣布的决定，心里十分痛苦，也很矛盾。他回忆说：“散会后，我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我拉着他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陈昌浩很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他要斗争什么呢？无非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事实上李先念他们并不想让我走。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生抱憾的错误，疚愧良深。”
西路军失败了，部队散了。幸存的红军有的合成大股，有的零星活动，各奔前程。等待他们的是一条充满艰难险阻和生死未卜的道路。
第五部分第２２章：历尽磨难与艰辛（1）
徐向前历尽艰辛返回延安——陈昌浩走了弯路——孙玉清不屈就义——“补充团”的非人折磨——红军女战士的悲惨遭遇——中央积极营救——西路军余部向新疆前进——陈云在星星峡迎接西路军
１９３７年３月１６日夜晚，徐向前和陈昌浩在一个警卫排护送下，悄然离开西路军，向着陕北方向走去。为了躲避马家军骑兵，他们昼伏夜行。走出祁连山时，徐向前命令警卫参谋陈明义、肖永银带警卫排就地打游击，大家分散行动。陈、肖等人只好服从命令，徐、陈只留一个保卫干部同行，化装前进。到了西洞堡，他们停下休息，叫保卫干部去找水喝。天快亮了找水的人也没回来。徐向前估计他出了问题，便拉上陈昌浩赶紧走。第二天他们到了大马营投宿，找到一位在当地行医的湖北人家。陈昌浩遇见老乡，十分高兴。这个老乡招待他们吃了一顿饱饭，第二天早上徐向前催陈昌浩上路，陈说太累，休息几天再走。徐向前想：你有老乡掩护，住几天没关系。我的口音不对，在这里有危险。于是征得陈的同意，徐向前一个人先走了。
为了避开马家军的搜捕，徐向前在路上尽量不与任何人接触。晓行夜宿，匆匆赶路。他身穿破烂的羊皮袄，又黑又瘦，好像戈壁滩上的羊倌。饿了找老百姓家讨口饭吃。在永昌至凉州的路上，他遇见了特务营的曹营长，跟他一道走。过了黄河，走出了马家军的地盘，徐向前的心才略微轻松一些。到了打拉池，徐向前拿一枚金戒指换了棉袍和衣服，与曹营长翻过六盘山到了平凉城，他们打听到红军离这里很近，立刻就朝北山方向赶去。在一个叫小屯的地方，徐向前见到了正在执行任务的４军参谋长耿飚，悲喜交集的心情，用语言是难以表达的。第二天，徐向前被护送到镇原的援西军总部，见到了刘伯承。这是４月３０日。经过一个半月颠沛流离的日子，徐向前终于回到了家。几天后，毛泽东、张闻天、朱德致电慰问：“向前同志，庆祝你脱险归来，并相信你一定能够在中央领导下再接再厉地为革命奋斗到底，盼病体痊愈后即来中央。”
徐向前的回归，算是西路军中比较顺利的。根据徐向前的汇报，毛泽东指示叶剑英派人到凉州寻找陈昌浩，但没有找到。原来他在湖北老乡家病了一场，养好病之后，也许是败军之将无颜见江东父老，他没有回延安，而是长途跋涉回了鄂豫皖老区，想在那边重整旗鼓，再拉起一支红军队伍来。但当地的形势也不好，陈昌浩才回了延安。他到延安时已是１９３７年的１０月，正值延安批判张国焘路线的高潮。陈昌浩受到中央的严格审查，后来又被送到苏联学习，这位曾在红军中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人物，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徐陈走后，剩下的１０００多西路军干部战士只好自行安排。根据石窝会议决定，西路军副总指挥兼９军军长王树声和参谋长李聚奎、５军军长孙玉清带９军残部４００余人走一路。西路军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李卓然、李特、黄超、曾传六等和总部机关干部随红３０军政委李先念、军长程世才以及３０军剩下的１３００人走一路。
王树声带着９军剩下的骑兵一起走，由于连日疲劳过度，骑在马上的人都睡着了。等到醒来，部队都跑散了。只剩下王树声和杜义德等２０人翻山越岭钻山沟，走到第三天，原以为摆脱了敌人，没想到敌人顺着马蹄印又追上来。王树声命令几个同志掩护，阻击敌人。结果王树声一行脱险了，而掩护的几个人再也没回来。
王树声他们向西走了几天，又见到了９军军长孙玉清。分开行动那天，孙玉清、李聚奎带着一架电台和几个工作人员向敌人后方插，想用电波吸引敌人主力，好让大部队突围。他们进 入山里躲起来，想等马家军退走再出来。在向东南行军时，电台人员掉了队，遇见马家军搜山，队长刘俊英，机务员刘玉庭、黄良诚、曾庆良都被俘。孙玉清等也没能走出去，还在山里转来转去。恰在这时遇见王树声等。他们一起沿着山沟行进，算算在山里转了十几天，搜山的马家军也该走了。他们决定宿营休息。谁知突然又遇见了一小股敌人，在混战中，王树声和孙玉清等伤员又走散了。王树声觉得在山里转没有出路，决定出山向北走，摆脱敌人。在出山的路上他们遇见了一个汉族牧羊人，这是一个同情红军的老百姓。他给王树声等找了一个隐蔽的山洞住下，还讲了山口的情况和安全的路线。在这个好人帮助下，王树声等终于走出了祁连山。
１９３７年的端午那天，他们走到了平原地区。这时，跟随王树声、杜义德的只剩８个人。王树声说：我们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现在可以放开步子往回走了。经历了三个多月的流浪生活，他们仍然坚持向东走。因为不认路，王树声等一直走到了腾格里沙漠边上，又遭遇敌人。在撤退中与身边几个同志跑散了，只剩下王树声孤身一人。他又饿又渴，昏倒在沙漠里。幸亏当地一个做小生意的老人发现了他，给他水和干粮，把他从死亡边缘挽救过来，又带他到同心城渡口送他过了黄河。当王树声孤身一人回到延安时，已经是１９３７年８月了。
孙玉清因为带着伤，走不动，与王树声失散后不久，即被搜山的马家军俘获。他被押送到酒泉的马家军２９８旅驻地，旅长马步康问：“你当什么官？”孙答：“没有当官。”于是马步康就把他与一群被俘的红军战士关在一起。但不幸的是，孙玉清不久被敌人查出了身份。马步康听说红军的军长落到他手里，大喜过望。遵照马步芳的指示，将孙玉清押往西宁。
５月中旬，孙玉清被押解到西宁。马步芳在省政府会见了他。据当年在场的国民党《青海日报》社记者陈秉渊回忆，马步芳设宴企图诱降孙玉清。他问孙：“你是孙军长？年纪轻，有多大？”
孙答：“二十八岁。”
马问：“你为什么参加红军？哪时当军长？”
孙答：“我是十九岁那年在湖南参加，自小劳动，家很穷。参加红军后在湖南、云南一带作战，逐级提升上来的。”
问：“你怎么为我们俘虏过来了？”
答：“弹尽援绝，身陷绝境。”
问：“有了子弹，你还要干？”
答：“是的，红军上战场离不开枪，干是红军的军纪。”
这时，在座的师长马忠义插话：“倪家营子我们损失惨重，三流沟、梨园堡的战斗，伤亡都很大。就是活捉他时，也伤亡了两个多排。”
孙玉清悲愤地说：“我军强渡黄河，进行西征，不幸就走上了一条绝路。粮弹都缺，补给中断，没有后方，地理又生疏。战略上错误，战术上就起不到大的作用。被俘是很不幸，愧对已牺牲的战友们。”
马步芳问：“你是军长，我也是军长。今天你被俘，还有什么话可说？”
孙答：“我干的是正义的革命事业，既被俘，有话说不尽，自有后继人。”他拒绝与马步芳等同桌共饮，马步芳只好叫人把他带走。向蒋介石请示处理办法。蒋介石回电是：“按危害民国罪，处以极刑。”不久，孙玉清就被秘密杀害了。
西路军２００００多将士，被马家军俘虏的约有６０００人。他们有在历次战斗中负伤后掉队和被就地安置的，有在祁连山中分散活动时被搜山的敌人捉住的，还有在返回陕北途中在甘州、凉州一带被马家军截获的。一旦被俘，等待他们的是非人的折磨和无尽的苦难。据解放后一份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