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遥嵴心加⑿廴宋镒鏊男磐健Ｔ谒姓庖磺惺挛锷希液退乃兴敕浅Ｏ嘞瘢行┗澳芤炜谕厮党隼础Ｔ诠サ娜芾铮颐橇陌×模负跻乃懒恕Ｆ婀值氖牵负趺刻炷芨姨�10个小时。这很奇怪，不过，我们的交谈使我们不知不觉走向了陷阱，走向那些令人迷惑的地方，我曾经单独一个人爬到那陷阱的边沿，看到下面的深渊。我们就像两只山羊，如果有人听见我们，他可能会以为是两个鬼魂在谈话呢。”
当尼采跟雷谈话时，我不可避免地会着迷于他的言语和本性中的某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不会得到完满表达的。对于我来说，其中夹杂着最最孩子气的回忆或似懂非懂的感受，这些回忆和感受来自我个人不可摧毁的童年回忆。不过，它们还不至于使我成为他的信徒或追随者：为了把所有这一切都搞明白，我得逃避这一切，所以我一直在犹豫不决。同时，这种痴迷伴随着某种内在的厌恶情绪。
在我回到斯地伯之后，我们在十月的莱比锡，又跟尼采一起度过了三个星期。我跟他都没想到那是我们的最后一次相逢。尽管我们三人一直希望将来能在一起度过，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我问自己：到底是什么东西开始影响我对尼采的感情？他越来越故意地暗示一些东西，要让我少想着雷。同样让我惊诧的是，他认为他的这种招数会起作用。自打在莱比锡分手之后，他才对我有了敌意和指责，这是我在后来他给我的一封信中知道的。后来发生的事似乎跟尼采的天性和优雅举止极不吻合，那只能归因于某种外在的影响，因为那时他开始怀疑雷和我之间的关系。其实，他比谁都清楚，雷和我之间没有那种关系。不过，在这段时间里，是雷保护了我，使我不至于出丑，他把这丑闻掩盖起来了——我是在几年之后才明白过来的。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况，连尼采给我写的有些信件都一直没到达我手里。尼采在那些信里诽谤我，我至今无法说明其中的原委。不仅如此，雷还对我隐瞒了这事在他家里所引发的震荡，他家人开始反对我，甚至厌恨我。这种情绪在他母亲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她打心眼里嫉妒我，想要一直独占她的儿子。
一段时间以后，尼采似乎被他自己所造的流言弄得不愉快起来；我们是从亨里希·斯坦因那儿知道这情况的，他是我们的一个亲密朋友，他跟我们说了在西尔斯·玛利亚发生的一段插曲，他曾去那儿拜访过尼采（在征得我们同意的情况下）。他试图说服尼采跟我们和解，去除相互的误解，不过，尼采摇头说：“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不可原谅的。”
第5章 我们是从哪颗星球上一起掉到这里的？和尼采在一起（3）
从那以后，我听从了雷的策略，远离所有这一切，拒绝听取与此有关的更多的东西，不理睬来自尼采一家的攻击，甚至对尼采死后的所有文献也不闻不问。我是以完全公正的态度写作《尼采在他的作品中》一书的。那惟一使我动了情绪的事实是：在他成名之后，众多年轻作家在没有理解的情况下信奉了他的思想。甚至我也只是在了解了他这个人之后，在仔细彻底地研读了他的作品之后，才完全地理解了他。我只是想了解在这些客观印象之上的尼采形象。因此，就让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永远存留吧。
同时，雷和我在柏林定居了下来。我们原先移居巴黎的计划先是搁置，随后彻底放弃了，因为那时屠格涅夫病逝了。那时，我们所梦想的生活已完全实现，周围有一帮年轻的学者，有几个还是大学里的讲师。短短几年时间，我们的圈子迅速变大，人员也常常有变化。圈子里的人们都把雷叫作我的“荣誉女仆”，而我则被尊称为“阁下”。我的护照上就是这么写的，这个称谓是根据俄罗斯的惯例传承下来的，因为我是一个贵族的独生女。在我们离开柏林去避暑时，如果是在学校放假期间，我们的有些朋友有时甚至会与我们同行。我能特别高兴地回想起来，有一回，在塞勒里那，我们跟磨房工人生活在一起。直到晚秋的第一场大雪降临，雷和我才动身去南方旅行。那时，兰科特地区还没有通火车，所以我们乘坐的是一辆邮递马车，在冬天，人们用邮递马车来代替公共马车。我们一路平静而缓慢地前行，就像今天人们驾驶私家车出游似的，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任何时候想停就停下来。
虽然我们旅行过很多地方，但我们的钱似乎还有所盈余。我每个月可以从我母亲的养老金中拿到250马克，而且我还可以从雷那儿得到同样的一笔钱，他把这钱定期放在我们共用的钱包里。手头拮据时，我们就学着储蓄和节约。
有一回，我们试图在维也纳度过一段冬天时光，我的哥哥尤金当时在那儿攻读研究生课程，不过，这次没有成行，其中的原因说来很可笑：我们在柏林租了三间房子，那个房东对我们有点不信任；而维也纳的房东认为我们俩是在谈恋爱，所以完全赞成我们同居。我听从了雷的劝导（在这种情况下，男人总是比女人做得出色），我们只适合柏林的圈子，让其他朋友跟我们保持亲密的关系，而不是在任何人的家庭聚会上或流浪艺术家的聚会上——那些无知者会倾向于认为我对“文学”的兴趣只是附庸风雅。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写了我的第一部书。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的家人要我回去，而圈子里的朋友发现，如果有著作的话，你可以获准在别国呆下去。事实上，我的目的还真达到了，不过条件是我不能在书上的署名中用我的姓氏。因此，我用了一个假名，那是我的一个荷兰朋友的教名。那是他为我选的（以代替我原先那个很难念的俄罗斯名字）。让我高兴的是，这本书——《为上帝而战斗》，署名“亨利·露”——在我所写的所有东西中，是发行得最好的，甚至超过一同出版的哈特兄弟的著作。后来我跟他们熟知后，还拿此跟他们开过玩笑，因为我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加清楚地知道，出于某些纯粹现实的原因，那本书中夹杂着我在彼得堡写的一些散记。在篇幅不足的情况下，又挪用了一部写得很拙劣的诗体小说中的内容，我只是简单地把这些内容改成了散文体。
我们的圈子包括了各类学科的代表人物——自然科学家、东方学家、历史学家，还有不少哲学家。这个圈子原来是以哈勒尔为中心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在“黑森林”默默地艰辛地劳作，然后胳膊下夹着一部手稿来到我们面前，给我们做了一些极为私人性的演说，让我们分享他那些形而上学的胜利与哀伤。在他的著作《一切的一切：逻辑玄学、形而上学、心理玄学》之后，他在去往北欧的途中跳海自杀了。这一举动很明显是源于他的神秘主义。
不过，哲学对于人的心智具有某种不确定的煽动性的影响，这一事实也是那个时代的一种风气。从后康德体系到左派和右派的黑格尔主义，当哲学跟19世纪所谓的达尔文时代的反叛精神发生冲突时，便失去了动力。在头脑清晰的理性和客观的思想中，悲观主义的种种感想为他们清空了场地——不管它们是藏匿于潜意识之中还是公开受到承认甚至强调。这显示了某种对各类现实性努力的反应，这种反应相当富有理想主义色彩，而那些现实性努力的目的则是“打倒神灵”——为了真理而做出的可贵的献祭。我们几乎可以把那段时间称为“哲学的英雄时代”。在那时，在科学意义上的客观之“真”和诗歌意义上的主观之“真”之间，分歧越来越尖锐、明显。正是因此，探索真理的努力越来越被限定在某些适当的领域之内，而不是无所不能的夸夸其谈，这样更容易达到目的。人性本身成了观照的对象，而且纳入了科学研究的范畴。那个时代的意愿是把逻辑学的精密转变成心理学的精密。以前是在“真理”面前弯腰屈膝，随后到来的是通过自我坦白而彻底屈从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标志是某种特别的自负。
甚至在我们的圈子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非常了解尼采。他用一本格言集使自己变得举世闻名。他站在我们中间，就像一个潜藏的阴影、一个看不见的形象。他真正触及到了灵魂中的兴奋点，灵魂兼有理性头脑所给予它们或从它们那儿索取的东西，也经历了最客观的知识的痛苦和欢乐。难道尼采伟大的天才的力量不正是表现在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