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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采自己所处的时代和下一个时代中，他的思想产生了反响。他在那时就显示出了与我们的其他朋友的鲜明对照。但是，无论他们对那些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问题的感受多么不同，他们全都赞成一样东西：客观的价值，他们全都努力地在纷扰的情绪和求知的意志之间描画清晰的界线，目的是要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把那种情绪从求知意志中分离出来。求知意志使他们努力地想要成为科学家或学者，从而把情绪作为纯粹私人的东西而置之不理。
对于尼采而言，事情还显示了另外一面。他个人的处境、深度的悲惨遭遇变成了熊熊燃烧的熔炉，他就是在这一熔炉中锻造他的求知意志的。这种形式的白热化创作造就了《尼采全集》。在他的著作中，诗歌比真理显得更实在——他的诗歌一直在变化，他一直在使他的理论适应他的诗歌，这几乎是一种女性的顺从，因为它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方向。最后出现了他的预言：查拉图斯特拉的教导、永恒的轮回。在这些预言中，他把自己撕裂，让自己去承担所有的苦难和压力——把自己变成了上帝。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尼采的著作既是“真理又是诗歌”。随后，他内心的探索达到了极限，他退了回来，放下了他面前的幕布，幕布上画满了苦难和渴望，以至于它再也不会升起，来解放他的幻象。
对于我或其他圈子里的人来说，跟尼采不一样使我们最感到欣慰。我们这个圈子的氛围是健康、明朗的，这也正是我所向往的。哪怕在他因为《良知的起源》一书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狭隘和功利而跌跤时，哪怕当我感到自己在知识上跟其他一些朋友靠得更近时，雷一直是我精神上的同志。
当然，雷和我之间不只是一种短暂的联合——我们的关系是永久性的。事实上，我们相信我们能保持一种永恒的关系，所以我们不怕发生任何困难。这跟他的本性有关，我的朋友成千上万，只有他成了特别珍贵的伴侣。在他身上，有许多非凡的东西；在我这样一个没有经验的青年看来，这些东西似乎是相当自然而然而且是不证自明的。总之，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一个好心人，一开始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为此后来我还曾暗暗地厌恨自己。他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了我这样一个跟他完全不同的人。他把这种“无私的”行为当成一种快乐的表达来体验。事实上，雷是悲观的、忧郁的，甚至在他还是个少年的时候，他就动过自杀的念头，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后来他变成了一个自信而快乐的青年。他在表面上是幽默乐观的，悲观主义只留存在他的惹人喜爱的思想倾向中。在日常生活中，你的任何灾祸和失望都会使别人恼怒或混乱，而雷倾向于从中发现那些令人高兴的东西——只因为他惊喜地发现，它们并没有像他所预料的那样糟糕。尽管他心胸坦荡，敢于承认所有的过错，但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不能理解他那潜在的神经症。我只是时不时感知到这一点——那是在我第二次看到他失去自控，沉迷于赌博之后。我跟他初次见面是在罗马的一个晚上，那时他正在赌博；我开始在意识中把那个罗马的赌徒跟眼前这个我所了解的人联系起来，我觉得现在我看清了他也理解了他。甚至今天，我仍然痛苦地想，如果弗洛伊德的深度心理学提早几十年问世，我们如何用来帮助雷。
当我订婚时，我没想我和雷的关系会有什么变化。我的丈夫曾宣称：他理解并接受这个不可能取消的事实。当我们说我们的婚姻关系是成还是败都取决于这一点时，雷也表示他相信我们。不过，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不相信任何人会真正爱他。他惟一能做的是：迫使自己忘却他曾在罗马被我拒绝的耻辱。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根本不可能忘却。因此，尽管我们之间进行了诚实而坦率的讨论，但我们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误解（他坚持要求，在我心灵的转变时期，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我既不应该去看望我的丈夫也不应该去跟我的丈夫交谈）。那时，他已经开始在学习医学，并且已经自己单独生活，因为他的解剖学课程早上很早就要开始。（我们甚至讨论过我是否也应该跟他一起去学医，但我们俩都笑着说，我们俩既然以后还是要一起生活，就没有必要都去学医）。我还记得那天晚上他离开我的情形，这记忆像一把闷在我心里的火似的，但它从来没有熄灭过。那天晚上他很晚才离开，但几分钟后又折回来了，因为外面下着大雨，出门是不理智的。过了一阵子，他又走了，然后又回来，只是要拿一本书。到他最终离开时，已经几乎到了黎明时分。我望着外面，吃惊地看到，街道已经完全干了，无云的天空中那些星辰正在黯淡下去。我转身离开窗户时，在桌灯的光亮中，看到一张我的孩提时代的小照片，本来我已经把它送给雷了。照片外面裹着一张纸，上面写着这样的几个字：“求求你——不要寻找我。”雷的消失自然使我的丈夫感到高兴，尽管他小心翼翼地不对此事做任何评论。这些年来，我一直被悲哀压抑着，我知道，有些事情真的是不应该发生的。如果我在早晨醒来，感到压抑着，我知道那肯定是昨晚做了什么梦，我在梦中妄图挽回那已然发生的事。其中最奇怪的一个梦是这样的：我跟一帮朋友在聚会，雷也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快乐地高声叫我。我寻找着雷，但我找不着，我转向他们存放外衣的衣帽间。我看见一个大腹便便的陌生人，他安静地坐在衣服后面，两手交叉着放在两腿之间。他的脸因为肥胖而肿胀不堪，几乎让人认不出来，他的眼睛使劲闭着，就好像他脸上套着一张肉做的死亡面具似的。“我这样子，没有人会发现我，”他满意地说，“是吗？”
雷完成了他的学业，后来移居到了塞拉里那，他在那儿成了一个为穷人服务的医生。
在那里的群山之中，他猝然死去。
第5章 我们是从哪颗星球上一起掉到这里的？注 解
① 打印件上写的是“一月的一个夜晚”。这一日期上的混乱也许是由于莎乐美和她的母亲曾于1月份到过意大利。“我1月初来到了意大利，很疲倦而且病了。”她在1883年的新年之夜回忆说。我们的证据是：莎乐美曾于2月几次去拜访玛尔维达·冯·迈森堡（Malwida von Meysenbug）。从2月4日一直到动身途经蒙特卡罗（Monte carlo）前去罗马旅行，保罗·雷和尼采一直呆在热内亚（Genoa）。与保罗·雷会面的确切日期可从莎乐美写于1888年3月17日的回忆录中找到：“6年前的今天，我们相遇。”
② 玛尔维达·冯·迈森堡（Malwide von Meysenbug）的父亲是一个侍臣。他年轻时是王子的朋友，后来王子擢升他为贵族并封他为男爵。玛尔维达·冯·迈森堡本人由于卷入1848年前后的共和党的革命行动，而于1852年被驱逐出了柏林。在伦敦为移民提供的庇护所里，她结识了俄国革命作家赫尔岑（亚科甫列夫王子与一个斯图加特女人的私生子）和意大利自由战士马志尼，还有其他一些人。赫尔岑死后，她收养了他的女儿奥尔佳，1861…1862年的冬天她们是在意大利度过的。她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回忆》于1876在斯图加特匿名出版。书中写到了1860…1861年冬天她呆在巴黎的情况，还写到了她在那儿与瓦格纳初次相遇的情形。截至1882年春，此书已出第三版。作为后续，她于1898年出版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光辉岁月》，本书是回忆和观察的松散连接。1872年，在拜罗伊特（Bayreuth），玛尔维达在瓦格纳的熟人中遇到了尼采。1876年，她邀请尼采作为她的客人来意大利度假，尼采提议由保罗·雷“陪同”前往。玛尔维达在索连托（Sorrento）租下了鲁宾纳齐别墅（Villa Rubinacci），从1876年10月底开始，她和尼采、雷以及一个来自巴塞尔大学的名叫阿尔伯特·布瑞内的法律系学生一起，在那儿呆了整整一个冬天。其时，雷在准备《道德观念的起源》一书的出版事宜，尼采在写《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玛尔维达和雷先前并不认识。在《一个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