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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位朋友已经结束了他在德国的工作，回到美国来上法学院，并准备拿一个国际关系专业的硕士。他的理想是从政，我相信，他在美国政坛是前途光明的。
我在这里反复说的“保守党”，其实就是耶鲁的一个学生组织，里面的成员都是那些政治信念比较保守的大学生们。耶鲁有一个庞大的学生组织叫做“耶鲁政治协会”（Yale Political Union），旗下有许多党派，保守党就是其中之一。“耶鲁政协”每周活动一次，有时是邀请名人来校讲话，有时是自己的各党派就某个问题辩论。在协会的顶峰时期，据说会员有几千名学生，是耶鲁最大的学生组织。现在好像没有巅峰时期那样受欢迎，不过也有成员好几百名。
保守党除了参加“政协”的活动之外，自己党内也每周组织一次活动，一般是在哪个住宿学院的活动室，把成员都召集起来就某个相对抽象的政治或哲学问题辩论一番，比如“死刑是否违反宪法”，比如“是否应该严惩阿富汗”之类的问题。
美国的大学一向有“自由开放”和“亲左”的名声，在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时，美国的大学被称为是“极左主义的堡垒”，这种说法是不无道理的。耶鲁也不例外。在2000年总统大选时，小布什在耶鲁所在的几个选区的得票，别说比不过民主党候选人戈尔了，竟然比独立党的纳德尔（Ralph Nader）都少，在自己的母校如此不受人欢迎，这对他来说一定也是挺难堪的。后来我与父母的《三双眼看耶鲁毕业典礼》（《世界周刊》2001年发表）也写到他来领取耶鲁荣誉博士时遭到的盛大抗议。
可是，耶鲁保守派的学生虽然在人数上寡不敌众，但是他们在表现上比自由派的学生们要活跃得多、能量大得多。每到校报上争论什么问题，或是校方对于政策问题邀请学生们提意见，或是耶鲁邀请某个著名人物前来演讲时学生们提问的时候，保守派总是能出点小风头，他们的声音总是一点不比自由派的小。这是不是因为自由派学生们觉得自己反正占大多数，所以养成了一种消极的态度，反而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而保守派学生们，是不是因为知道自己在校园里是少数，是不被周围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所以在制造舆论方面比自由派们要努力得多？
我本人不是保守派，却有好几个在保守党中十分活跃的朋友们，因此对他们的组织也挺熟悉。我对他们的印象是，他们一个个都像我在德国的那位男同学一样，伶牙俐齿、能言善辩。他们在校报上或是自己办的学生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有的写得真是十分精彩，观点新颖，文笔流畅、逻辑严密，让我不得不佩服。
这大概也是“少数党”的好处：那些典型自由派的观点，比如“应该救济穷人”之类，正因为被大多数人接受和认同，反而成了“陈词滥调”，引不起任何关注。这时候，如果有人突然写一篇“真的应该救济穷人吗？”的文章，反而显得标新立异，让人眼前一亮。所谓“有挑战才有进步”这一说，在这里得到了验证。保守派的学生们在耶鲁这种“逆境”中锻炼，不断完善自己的理念，巩固自己信仰的理论基础，一旦走出校园，他们是相当引人注目的，尤其是“引”那些希望不断吸收和培养新的保守派精英组织的头头脑脑们“注目”，欣喜后继有人。
上面说到的那个当上了《国家评论》副编辑的女生，在校园里就已经是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她一头红发，永远穿着端庄文雅的毛衣和过膝长裙（耶鲁的保守派们在衣着打扮上都自觉不自觉地十分成年化：男生一律西服革履，女生一律毛衣长裙。小背心短裤这种典型年轻人的打扮在他们中间是很难看到的。这大概是他们的又一种标新立异吧？）除了在各种小报小刊上写文章，宣传她的保守派理念之外，她还是个小提琴手，在大学二年级时成立了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四重奏小组，非常出风头。所以，现在她的职位也是十分顺理成章的。
想到这一切，我突然意识到，人们常说“长春藤大学培养美国的精英”，大概就是像她这类的人物吧？真的，这些耶鲁保守党的同学们以后在共和党中一定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中间就是出个美国总统我也不会惊讶。
第一辑 课内课外发愁真能愁死人
耶鲁大学医院是一栋看上去十分刻板的巨大建筑，整整齐齐的长方体，阴郁的茶色玻璃窗户，与那条街上其他小屋古朴清秀的风格很不相称。
每天从那里走过，都不由得想起我还是本科生时，在这所医院里的种种经历。我对这所医院算是熟悉的，除了一年一度体检外，平时有个什么伤风感冒牙疼喉痛，都会跑到这里来向护士要药。另外每年秋天也会到这里来排队打预防针，希望冬天不会再得流感——可是年年还是照得不误，真不知道这些预防针到底有什么用？然而到了下一年还是不敢不打。
不过，我到这所医院里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来看心理医生。从大三到大四，我来这里拜访心理医生，至少也有几十次。这所医院的心理科叫“心理卫生”（mental hygiene），让我听起来怪不舒服：每次听到这个名字，脑海里都会浮现出这样一幅景象——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拿着一块纱布在拼命地“擦洗”我的思想和灵魂。跟朋友说起这个印象，他们都笑着说也有同感。据说，现在耶鲁医院已经把名字改了。
“心理卫生”科在医院二楼，永远静悄悄，地板上铺着厚厚的地毯。走路不会发出任何声音，长廊两边摆了一排椅子，候诊的学生们一般都会低着头翻看杂志，大家尽量不坐在一起，也很少有人交谈。医生不时从里屋走出来，把病人迎进去。在这里，我时不时地遇见我平时依稀认识的人，同上大课的某个同学，或是助教。我们一般不会打招呼，装作没认出对方，擦身而过。只是我会略微惊讶，脑海中闪过好奇的念头：“他为什么来……？”
在德国教书时，我对我的学生们偶然提起我曾看过心理医生，他们都大惊失色，以怀疑的眼光打量我：“可是，我看你好像很健康正常啊？怎么会心理上有问题？”在德国，人们没有看心理医生的习惯，除非是有很严重的心理疾病。我向我的学生们解释，去看心理医生，在耶鲁学生中间是相当普遍的，并不一定是有什么严重的精神病，有时候或许只是有些疑难或者问题需要找个人倾诉一番，或是让某个局外人来帮你分析一下。学校反正免费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何乐而不为呢？耶鲁《每日新闻报》上披露，在耶鲁约有三分之一学生至少去医院看过一次心理医生，而去看医生的原因五花八门——学习的压力、考试不理想、跟男女朋友吵架或者分手了、家庭的问题、朋友间的不合、对自己未来的焦虑……尤其是在期中和期末考试的前夕，来“心理卫生”科寻求咨询的人数都会骤增。
“为什么有这些问题不向朋友或是家人倾诉，却一定要来找心理医生呢？”我的学生们还是有疑问。
“父母家人不在耶鲁，不一定理解你的处境；而你的朋友处在同样的压力之中，也可能有同样的问题。尤其是在大考前夕，大家都忙得一团糟，谁有工夫一天到晚听你喋喋不休地诉苦？”
我见学生们神情仍然疑惑，我索性找来各种相关文章，用了整整一堂课来讨论大学生“心理卫生”问题。
记得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话题是在写我的第一本书《美国顶尖大学》的时候。查资料时，我注意到康奈尔大学素有学生自杀率高的恶名，据说早年间每年都有几个学生受不了学业压力，纵身跳下校园里一座横跨深渊的桥。为对付这个问题，康奈尔大学建立了据说是全美数一数二的心理服务体系，向学生免费提供各种心理咨询和治疗。
来到耶鲁之后，了解到耶鲁也有这类的服务，也是完全免费。不过我当时压根就没有想到它会和我有什么关系，直到很偶然地，发现身边几个很好的朋友都在看心理医生，“病龄”已有好几年，有的还在服用抗沮丧药物。我十分震惊，反应和我的德国学生一样——他们看起来都十分健康快乐呀！怎么会有心理上的毛病？他们其中一人告诉我，他有忧郁症和轻微的强迫症，如果不用药物控制，就不停涌起有关于死亡的念头，情绪不稳，总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