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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日本人的“孝道”主要是局限在朝夕相处的家庭成员间的。充其量只包括父亲、祖父，以及伯父、伯祖父及其后裔，范围就包括在这个圈子内，每个人应该根据自己在这个圈子里的的辈分、性别、年龄来确定自己的位子。豪门望族的家庭成员圈子可能大点，但往往会分成几个独立的支系，然后次子再另立门户。在这个小的家庭成员范围内，对每个处于不同位置的人应当承担什么样的义务有着明确的规定。只要长者还把持家里的事物，对他们就必须绝对服从。甚至今天，一个自己几个儿子都已成年的男子，在他父亲还未正式隐退之前，无论干什么都必须向年迈的父亲请示，获得他的允许。哪怕孩子已经三十、四十岁了，父母还是要一手包办他们的婚姻。父亲作为一家的男性之长，用餐时他首先拿筷子，沐浴时也是他先去洗，全家人向他毕恭毕敬地行礼他则只需点头受礼。在日本有一则流传极为广泛的谜语，用我国的解谜形式来翻译则是：“为什么儿子让父母明白自己也有错的时候就像要求和尚头上蓄发一样？”（佛教僧侣必须受剃度）答案是：“不管怎么想，绝对不可能。”
“各安其分”不仅包含着辈分的差别，而且也包含着年龄的差异。日本人在说自己非常困惑时，常说“既不是哥哥又不是弟弟”，就像我们说的：“既非鱼又非鸟”一样。在日本人看来，一个人只有保持如兄长一般的气魄，他在社会生活中才能如鱼得水。因为长子往往是继承者。去过日本的旅游者们往往会提到“日本的长子从小就拥有的责任感。”长子拥有与父亲相差无几的特权。在过去，弟弟肯定不久就会成为依赖长子的人。现在，特别是在农村和乡镇，按古老规矩长子留在家中，弟弟们受到更多的教育，到社会上去闯荡取得更多的收入。但古老的等级制观念仍然根深蒂固。
甚至在现今政治论坛上，在大东亚政策的讨论中这种遗留下来的兄长观念也表现得淋漓尽致。1942年春天，陆军省一个中佐发言人就共荣圈问题作了如下的发言：“日本是他们的哥哥，他们是日本的弟弟。这一事实要使占领地区的人民们都明白。不要对被征服者太体贴了，否则他们会非常依赖日本，以至对日本的统治产生不好的影响。”换言之，在做决定时，哥哥觉得怎样对弟弟好就怎么办好了，在这件事上不必过分考虑弟弟的意见。
不论长幼，一个人在等级制中所处的位置还和他的性别有关。日本妇女走路时要跟在她丈夫身后，因为她的社会地位比丈夫低。即使她们穿上西服，和丈夫并肩而行，进门时走在丈夫前面，一旦换上和服，就必须退到后面。在日本家庭中，女孩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礼品，关怀和教育费全被兄弟占有。即使有几所为青年女性开设的高等学校，那里的课程也是以教导礼仪和举止规范为重，在智力训练上根本没法与男性学校相比。这种学校的宗旨无非是给那些上流家庭出身的女学生讲授一点基本的欧洲语言常识，以便他们在帮丈夫整理完书籍后，能正确地插入书架，放回原处。
但是，与亚洲其他的国家比起来，日本妇女还是拥有很大自由的。而且这也不单纯是日本西化的一种表现。比如，她们不像中国上层妇女那样必须缠足，她们不必始终藏在闺房里，他们可以自由进出店堂，在大街上行走等等，这些都让印度妇女羡慕不已。在日本，妻子掌管全家收入和支出的比例。钱财短缺时，她就把家当送进当铺。家庭主妇管理着家里佣人的事物，对儿子的婚姻也有很大的决定权。当了婆婆以后更是一把持家好手，对儿媳呼来唤去，仿佛忘了自己前半生也是一个唯命是从的媳妇一样。
在日本，由辈份、性别和年龄的关系而造成了极大的特权。但是，与其说这些爱行使特权的人是独断专制，倒不如说他们是受整个价值体系的影响。一般父亲或兄长要对全体家庭成员负责，包括活着的、去世的，以及将要出生的。他必须做出重大决定贯彻下去。不过，他的权力不是无限的。他的行动必须对全家的荣誉负责。他必须使儿子及弟兄们能牢记该家族的遗产，包括精神遗产和物质遗产，并要求他们配得上它们。即使是一个农民，他也是祈求祖先能够保佑他的崇高事业的。他的阶级地位越高，他对家族承任的义务越多。家族的责任和使命往往是要高于个人自己的要求的。
不论门第如何，遇到重大事件时，家长都会召集全体家庭成员，通过开会讨论来决定。比如，一个有关订婚的会议，家族成员可能会从老远的地方赶来参加。大家都对事情有发言权。因人而有轻重。一位妻子或弟弟的意见也可能被采纳。户主倘若无视众人意见，独断专行，则会很难堪，当然，在有关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时，个人可能不会完全对会议的决定从命。但是，那些一直以来都完全服从家族会议决定的长辈们，会使出浑身解数要求晚辈们也像自己当年一样地服从决定。与普鲁士传统中那种男子对妻子和小孩的专横权利比起来，日本人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在法律上和习惯上都与普鲁士的不同。它的强制性并不因此而削弱，但效果则不同。日本人在家庭生活中并不学习尊重专制权力，也不会轻易养成对专制权力屈服的习惯。无论要求多么苛刻，每个成员都必须服从家族会议的决定。因为这个决定与每个人的利益生死攸关，因为家族意志要求每个家族成员必须忠诚与服从。
第二部分第15节：各得其所 各安其分（4）
家庭是日本人学习等级制思想最早的平台，人们通过家庭的学习把自己个人对等级制思想的认识固定下来，并为以后的政治、经济活动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日本，不论这个人在一个团队中是否真正具有支配权力，只要他的位置在既存的“等级体制”中高于自己的位置，那么人们就要对这个人表示“服从”和“尊敬”。即使是夫妻之间，或兄长之间，在正式场合妻子和弟弟也不能对丈夫或兄长怠慢无礼。这种由等级制思想所规范的人与人之间的界限不会因某个有能力的人的出现就消失，尽管这个人可以在幕后控制、引导事态的发展；同样，等级制规定的各种礼节仪式也不会为了迎合眼前当权者而有所改变。等级制依然是不可侵犯的。这种现象有时甚至会给人们提供一些策略上的便利，比如出生卑微的人也有可能掌握实权，虽然很可能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更多的是身不由己。日本人在与家人交往的过程中懂得：要果敢地做出一项决定，其最令人信服的理由无非是向众人表明这么做可以维护家族的荣誉。这种决定并不是那些专制家长的心血来潮，也不是通过铁腕强加于人的。日本的家长更像一位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受托人，这些财产对所有的人来说都非常重要，它要求每个人的意志都服从规范的要求。虽然日本人在家庭中很少使用暴力，但人们并不因此就不尊重、不服从家长的要求，也不会因此就冒犯身份地位比较高的人。同样，家庭中做主的也并非都是些强硬的人。总的来说，每个家庭中的等级思想、行为规范还是可以很好地延续下来的。
美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与日本人完全不同，因而对上面提到的日本人家族中等级思想和等级作法很难接受，也很难形成一种强烈的感情共鸣。日本家族中有一种相当牢固的连带性，这种连带性如何获得，是本书研究的课题之一。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想理解这种等级思想在政治、经济生活等其他领域对人的要求，首先就必须认识到日本人是如何在家庭生活中养成这种习惯的。
等级思想对日本人生活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家庭生活中，也体现在阶级关系上。日本历史上一直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一个有着几个世纪等级制习惯的民族，既有其重大的长处，也有其重大的短处。等级制一直是日本有文字历史以来生活中的准则，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那时，日本已经从无等级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