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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等级制一直是日本有文字历史以来生活中的准则，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那时，日本已经从无等级的中国吸取生活方式，使之适应其自身的等级制文化。在七世纪到八世纪的时候，日本的天皇及官员们都被中华民族的绚烂文化深深吸引，因而他们决定要用中国的那种高度文明来充实日本的文化事业。他们以无以伦比的巨大精力进行这项事业。在那以前，日本连文字都没有。七世纪时，日本采用了中国的表意文字来记述它自己那种与中国完全不同的语言。在那以前，日本有一种名叫四万神的宗教，它保佑山岳、村庄，给人们赐福。这种民间宗教历经无数变迁，延续至今，这便是现代的神道。七世纪时，日本大规模地从中国引入佛教，使其成为“保护国家的宗教”。④在此以前，不论官方还是私人，日本都没有巨大的永久性建筑。于是，天皇仿照中国的京城建造了新的奈良城。日本各地还仿照中国式样，建造了许多壮丽的佛教伽蓝（寺院）和僧院，天皇采用了使节们从中国学来的官阶品位和律令。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什么地方找到另一个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汲取另一个外国文明。
不过，在刚开始的时候，日本就未能复制出中国的那种无等级的社会结构组织。日本所采纳的官爵，在中国是授给那些经过科举考试合格的行政官员的，而在日本却授给了那些世袭贵族的封建领主。这是日本等级制的主要组成部分。日本有许多半独立的藩国，而各个藩国间又相互警惕对方的实力。因而许多当地的社会习俗都是与领主、家臣及侍从的特权紧密相关的。中国的文化如中国的官僚行政制度、以及那种将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凝聚起来的宗族观念等虽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了日本，但却最终未能取代日本人以等级观念为核心的生活方式。日本人也不能接受中国人那种世俗皇帝的观念。日语中将皇族的人称为“云上人”，其意为只有有皇家血缘关系的人才能继承皇位。在中国经常改朝换代，但在日本却一次也没发生过。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的臣民也是不可侵犯的。日本天皇及其宫廷大臣们当时把中国文化引入中国的时候，肯定无法想象中国在这些方面做了哪些安排，也想不到中国人对他们作了哪些改动。
因此，尽管日本吸收了中国文化的各种精华，但这些文明不过只是为世袭领主与诸侯间的冲突扫清了道路。随后几百年的时间里，世袭领主与诸侯间为争夺国家的统治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八世纪末叶，贵族藤原氏掌握了大权，将天皇的权力实行了虚设。后来，封建领主们纷纷反对藤原氏的统治，整个日本陷入了内战之中。动乱中，著名的源赖朝征服了所有的对手，并自封为“将军”，成为日本的实际统治者。“将军”的全称是“征夷大将军”，与日本其他惯例一样，只要源赖朝的子孙才对其他封建领主具有控制权，并将这种特权世袭下去。现在的天皇已是徒具虚名，没有任何实际的行政权力，唯一的重要性仅体现在将军必须接受他的象征性的封赐这一礼仪上。实际权力掌握在幕府手中，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他们对那些不肯服从的领地用武装加以镇压。每个封建领主，又称为“大名”，都有完全受命于自己的武装家丁，即“武士”。动乱时，这些武士随时准备挑战敌对的大名或最高统治者将军的“地位”和权威。
公元十六世纪内乱不断。经过几十年的浴血奋战，伟大的武将德川家康击败了所有的对手，在1603年成了德川家族的第一位将军。这种将军特权世袭了约有二百六十多年。1868年，天皇与将军的“双重统治”被废除，德川政权宣告结束，日本进入了近代时期。在日本历史上，漫长的德川时代往往被视为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因为它实现了日本国内几代人以武装求和平的梦想，并大大影响了为德川氏政治目的服务的中央集权制度。
第二部分第16节：各得其所 各安其分（5）
德川家康曾遇到过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至今仍未找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在内战中，一些大藩的藩主曾公开反对他，并且直到最后惨败才俯首称臣。这就是所谓“外蕃”。德川家康曾允许这些大名继续拥有自己的领地和家臣，并在自己的领地享有最高统治权。但是，这些大名们却不能享有德川家臣的荣誉，不能在幕府担任任何重要的职务。重要职务会一律保留在嫡系大名，即内战中拥护德川者的手中。为了维持这一困难的政局，德川家康首先采取的方法就是防止各个藩主们积蓄力量，组成任何可能威胁将军统治的联合力量。为了维持日本的和平和德川氏家族的统治，德川氏不但没有废除封建体制，而且还强化了这一体制并使它更加牢固。
日本的封建社会对阶层的划分极为复杂，每个人的身份地位都通过世袭的方式固定了下来。德川氏更加强化了这一制度，并且规范了各个不同阶层的日常行为。每户人家必须在门口张贴明示自己阶层地位和世袭身份的标志。他的衣着、食物以及居住的房舍，都要遵守世袭身份条款的相关规定。在皇室和宫廷贵族之下，日本还有四个世袭等级，其顺序依次是士（武士）、农（农民）、工（工人）、商（商人），最下的是贱民。贱民中人数最多、最为人所不齿的是“秽民”，即从事各种污秽职业的人。他们包括清道夫、掩埋死囚者、剥取死兽皮及制革者等。他们是日本社会的“不可接触者”，或者更为准确地说，他们根本不被当作人看。人们对他们居住的村庄视而不见，甚至连他们居住地方的道路在国家地图上也没有标注。这帮人生活极为贫困，他们虽也从事一些贸易活动，但他们却被排斥在正式社会组织之外。
与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贱民相比，商人的地位仅比他们好一点。也许美国人对这种现象实在无法理解，但这在封建社会中却是客观存在的。商人与整个封建制度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当人们开始重视商业，经济贸易活动蒸蒸日上时，封建制度就有衰亡的危险。十七世纪时，德川氏颁布了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未曾有过的闭关锁国政策，这从根本上破坏了一个国家商业的发展。日本曾经在中国和朝鲜的整个沿海地区进行过海外贸易，商人阶层的规模也逐渐扩大。为了阻遏这种趋势，德川氏规定：凡是建造或驾驶超过一定大小规模的船只的人，都要处以极刑。准许建造或驾驶的小船，既不能航行到大陆附近，也不能运载商品。由于关税壁垒，国内贸易活动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藩界都各设有关卡，严禁商品自由流动。至于商人的日常生活也有相关的法律对其进行了规定。《奢侈取缔令》中规定了商人应穿戴什么样的衣服、佩带什么样的雨伞、操办婚礼丧礼时花费的最高限额等等。商人和武士不能住在同一个社区。当商人受到特权阶层如武士的羞辱时，法律不会对商人的正当提议进行保护。当时的日本之所以能够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市场经济。而德川氏却企图把商人置于低人一等的地位，这在当时的市场经济下无疑注定是要失败的。
德川幕府极力将武士和农民打造成维持封建社会安定最中坚的两个阶级。在德川家康最终平定内乱之前，杰出的将领丰臣秀吉就已经用著名的“缴刀令”，完成对武士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分离。德川家康收缴了农民的武器并规定只有武士才有佩刀的特权。武士不能再兼作农民、工匠或商人。即使是作为寄生阶级中最底层的武士也不能从事生产，他必须靠从农民的赋税中抽取的俸禄维生。大名把征收的谷米按份额分给每个武士家臣。武士无须考虑生活来源，他完全成了仰赖领主者。在日本历史的早些时期，封建大名与手下武士之间的牢固纽带，是在各藩国之间兵连祸结的战争中结成的。在天下太平的德川时代，这种纽带变成经济性z质的了。日本的武士与中世纪欧洲的骑士不一样，他们既不是拥有领地和农奴的小首领，也不是有钱的士兵。他们是依靠俸禄生活的人，而在德川初年他们俸禄的额度就按照其家族的地位高低决定了。这份俸禄并不充足。根据日本学者估计，整个武士阶级的平均俸禄与农民的所得相差无几，只够维持基本生计。⑤更头疼的是，这份微薄的俸禄有时还要和其他的家族继承人来分享。结果，选择做武士实际上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