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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第7章 蒋介石决心整肃四川（4）
1937年7月6日，川军整军会议在重庆行营礼堂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何应钦、顾祝同、刘湘、贺国光、邓锡侯、刘文辉、杨森等整军委员，各军、师独立团以上将官，共300余人。
何应钦以下皆身着戎装，以示隆重。刘湘后至，偏偏脑袋上戴顶博士帽，身穿件长衫子……举座惊讶，暗自交头接耳：“开军事会议穿长衫子，刘甫澄对整军不满，安心来个小学生‘闹考’嗦？”
会议由何应钦主持并代表蒋介石说明“整军”的意义，他说：“1935年6月后川康军队第一次整军，曾经呈报中央有案的，川康军队共为8个军，辖26个师，9个独立旅，总计步兵团171个。若以团为单位来比较，竟然有日本全国军队数量的二倍半之多！”
当时，日本正规军队约25万人，编为17个师，共步兵70个团。
1933年日本驻汉口的武官给本国政府报告川军兵力为：刘湘有211500人；刘文辉有165000人；邓锡侯有88000人；田颂尧有59000人；杨森有45000人……加上其他杂七杂八的小军阀、民团，至少六七十万人以上！
何应钦提高嗓门说：“以四川一省来养这支六七十万人庞大的军队，自无怪乎质量之差。故四川军队必须整理！”
刘湘接着致词：“甫澄作为革命军人一分子，拥护国民政府的军政统一，拥护军队国家化！”
他话音刚落，第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站起来说：“我在前线同红军作战，刘总司令（指刘湘）就在后边收编我的军队，我想不通这是什么道理？”
何应钦立即制止说：“我们这个会议有一定的范围，李军长的话出乎范围以外了。”
李家钰便没有再往下说了。但李抱冰又起来发言攻击刘文辉，他愤愤然说：“我的部队在追击红军过西康时，刘文辉部多次拖拉我的军队！”
何应钦仍以不属于整军会议范围而制止了。
第二天，何应钦一开会就以沉痛的语气宣布：“7月7日，也就是昨天，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发生，中日战争开始了！”
形势直转急下！正在参加整军会议的将领们本来是“各怀鬼胎”，这时却都同仇敌忾，在会上纷纷高吼：“我们愿率所部，参加对日作战！”“川军愿在刘湘主席统率下，同心协力，共御外侮！”
川康整军会议7月9日匆匆忙忙闭幕，何应钦昂首挺胸宣布会议“决议”：
一、川军各部缩减十分之二，刘湘直辖的部队共缩编为60个团（共3个军、2个独立师、7个独立旅），剩余的纳入省府保安部队中，改成14个保安团。杨森、刘文辉各编9个团；孙震编13个团；邓锡侯16个团；李家钰编7个团。以上川军各派系总共仅54个团，还不如刘湘一家多。
二、川军团以上军官由国民政府有关部委直接委派。
三、川军的军饷，每月由国民政府军政部派员点名发放。
这次“整军”，基本上实现了“军队国家化”，对“抗战”中统一指挥全国军队无疑是非常有利和必要的。
这次“川康整军会议”为什么既“草草结束”、又“圆满成功”呢？
这是因为“卢沟桥事变”突然爆发，救亡抗日成为火烧眉毛的紧急大事——当国家利益上升到最重要位置时，各方纵有天大私心，也没有任何借口去讨价还价了！
当然，会议结束后，许多川军将领也心怀不满。刘湘说：“这样一‘整军’，我们川军的用人权、财经权等都进一步被老蒋控制了！”
邓汉祥摇头，笑着说：“抗战爆发，这次整军虽有决议，可能也只是无疾而终……”
刘湘慨然说：“只要蒋介石不起吞掉我军队的黑心，我刘甫澄就马上率部出征，去打日本人！”
抗战爆发了，展现在许多川军将领和几十万士兵面前的，将是一条崭新的道路！
第三部分 川军请缨抗战第8章 川军请缨抗战（1）
川军将士的觉醒
“号外！号外！买号外！7月 7 日卢沟桥事变，日军借口演习中一军曹失踪，侵入宛平县城，我卢沟桥守军吉星文团当即奋起抗战，抗战爆发了！”
1937年 7 月 8 日午后，成都大街小巷响起极为罕见的急促吼叫声……原来只在两小时前，成都《新民报》主编李有伦匆匆从省政府跑回春熙路报社，一上阶沿便气喘吁吁叫道：“卢沟桥昨天打燃了，赶快出号外！”李有伦摊开手中的中央通讯社所发电稿，心急火燎地组版、校样、开印……总计不到 40 分钟，《抗战爆发了》的号外就出来了。报馆人员全部出动上街叫卖……
成都其他报纸也都是这样。
半小时之后，各家报纸的号外便撒遍了市区的主要街道。一批报童还甩开光脚板长跑二十里，把“号外”卖到华阳县、中和场等乡下。“号外”只比巴掌大一点，但它及时传播的石破天惊的新闻，把成都震动了！一群群的人拿着“号外”奔走相告，群情激愤。
抗战爆发的消息以成都、重庆为两大中心，迅速传遍四川各州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立刻响遍城乡……
成都，四川大学师生在“七七”事变的当天正式成立“天明歌咏团”，全体团员手执标语，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枪口对外》、《五月的鲜花》、《毕业歌》等救亡歌曲走上街头，抗议日寇侵略暴行。歌咏团所到之处，广大市民群众鼓掌欢呼，涕泪交流同声高唱，气氛悲壮激昂……
重庆和各州县，无数歌咏、演说团体活跃在校园、街头、乡村。他们唤醒了民众的民族意识，激励了民众的抗日情绪！
卢沟桥的炮声，使川军中从将军到小兵的爱国激情霎时都火山般爆发了！
7月10日，成都督院街省政府刘湘的官邸内。
从重庆匆匆赶回的刘湘，紧急召开川军将领会议。刘湘的主要幕僚川康绥靖公署参谋长傅常、总参议钟体干、顾问张斯可、高级参谋乔毅夫、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及一些重要将领参会，人们的神色都格外严肃。
刘湘一改往日沉闷抑郁状，精神亢奋地说：“今天，我们郑重其事，商量整军及出兵抗战的问题！”
绥署参谋长傅常发言：“1931年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日渐猖狂，在中共‘统一战线’的影响和川内父老的呼吁下，其实我们川军上下多数官兵，对中央‘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是不满的！军人中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日趋强烈！”
刘湘的老部下、川军一四五师师长饶国华站起来，慷慨陈词：“1934年我奉命堵截红军，即开始感受到民族危亡之秋，中国人自相残杀，实在要不得啊！古训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就是说兄弟即使在家里经常争吵，但当有外来侵犯时，仍应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我当时就对朋友们沉痛表示：‘国难如此，实不愿再见自相残杀的内战，损失国力，利于敌人！’只要开始抗日，我饶国华就要站在战争的最前线，效死疆场！”
饶国华（1894~1937），字弼臣，资阳县人。1911年赴成都即投入川军第二师刘湘部，历任排长、连长、营长、旅长、一四五师师长……谁能料到，仅几个月后的1937年12月1日，他就悲壮殉国，实践了自己的英勇誓言！（后文将详述）
刘湘带头鼓掌，有些激动：“饶师长的话，实在也说出了我的心底藏的话。像我刘湘，还有邓锡侯、我幺爸刘文辉等川中实力派的主要人物，打了多年内战，苛捐杂税、糜烂地方，被川中父老骂为‘滥军阀’。其实有时下面乱搞，我毫不知情。有一次，我从成都到重庆，路过简阳县，许多民众围着我恳求：‘刘主席啊，半月前我们才交了20万元，求求你，不要再向我们征税了！’我听了很诧异，向老百姓赌咒发誓说：‘我绝对没有征这笔税啊，我刘甫澄要是见了你们一元钱，就去吃药’！”
下面有些军长、师长、旅长面红耳赤，低下了脑袋。
第三部分 川军请缨抗战第8章 川军请缨抗战（2）
刘湘声音有些发抖了：“我刘湘不愿当被川中父老指着背脊骨臭骂的‘滥军阀’！要说我不爱国，我刘湘至死不服！我记得邓锡侯曾在峨眉山军官训练团讲话中说：‘我们过去拿着枪杆，枪口只是对内，打了多年内战。现在应一致对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