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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想远远离开德国。有一天新法西斯抬头的话，他们照样会告发她，说的是她家同一条街的左邻右舍，那些彬彬有礼的先生大大们，出门见面虽然少不了点个头，淡淡问声好。要周末碰上他们擦车，车擦得同皮鞋一样仔细，她还得站下陪他们说上几句，可不知甚么时候气候一到，就像不久前在塞尔维亚发生的那样，出卖、驱逐、轮奸甚至屠杀犹太人的也会是他们，或是他们的孩子。
“法西斯并不只是在德国，你没真正在中国生活过，文革的那种恐怖绝不亚於法西斯，”你冷冷说。
“可那不一样，法西斯是种族灭绝，就因为你身上有犹太人的血，这还不同於意识形态，不同的政治见解，不需要理论，”她提高声音辩驳道。
“狗屁的理论！你并不了解中国，那种红色恐怖你没有经历过，那种传染病能叫人都疯了！”你突然发作。
她不出声了，套上件宽松的裙子拿个解下的乳罩，从浴室出来，朝你耸耸肩，在床沿上坐下，低下头，洗去眼影和唇膏面容有些苍白，倒更显出女性的温柔。
“对不起，性欲憋的，”你只好解嘲，苦笑道，
“你睡去吧。”
你点起一支菸，她却站起来，走到你面前，抱住你，贴在她柔软的乳房上，抚摸你头，轻声说：
“你可以睡在我身边，但我没欲望，只想同你说说话。”
她需要搜寻历史的记忆，你需要遗忘。
她需要把犹太人的苦难和日耳曼民族的耻辱都背到自己身上，你需要在她身上去感觉你此时此刻还活著。
她说这会儿，她全然没有感觉。
9
深夜，机关里斗争会结束他才回到房里，和他同住一间屋的同事老谭已经由红卫兵关在办公楼的会议室里，隔离审查回不来了。他锁上房门，掀开窗帘一角，见院里邻居家灯光全熄了；放下帘子，再仔细查看窗户别漏一点缝隙，这才打开煤炉。旁边放上个水桶，开始烧他那一叠叠的稿子，还有工堆日记和笔记，自他上大学以来大大小小有好几十本。炉膛很小，得几页几页拆开，等焦黑的纸片燃透成为白灰，再铲进水桶里，和成泥，不容一点没烧尽的黑纸屑飘留在外。
有一张他儿时和父母合影的旧照片，从日记本里掉出来。他父亲穿的西装打的领带，母亲一身旗袍。他母亲还在世，倒腾衣箱晒衣服的时候，他见过这件橙黄花朵墨蓝底子的丝绒旗袍，照片上的著色已褪得很淡。父母相依含笑，夹在当中那清瘦的孩子，胳膊细小，睁一双圆眼，仿佛在等照相机匣子里要飞出的鸟。他毫不犹豫便塞进炉膛，照片边缘噗的一声燃烧起来，父母都卷曲了才想起去取，已经来不及了，便眼见这照片卷起又张开，他父母的影像变成黑白分明的灰烬，中间那精瘦的孩子开始焦黄……
就凭他父母这身衣著，很可能当成是资本家或是洋行的买办，能够销毁的他都烧了，尽可能割断过去的一切，抹掉记忆，就连回忆那时候也成为沉重的负担。
他焚烧那儿子稿和日记之前，目睹一群红卫丘一把个老太婆活活打死，光天化日，在闹市西单那球场边上。午间休息吃中饭的时候，大街上来来往往许多人，他骑车经过。十来个小伙子和几个姑娘，穿的旧军衣，戴的黑字红袖章，都是十五、六岁的中学生，用军用皮带抽打一个在地上爬的老女人，颈脖子上吊个铁丝栓的木板子，写的是
“反动地王婆”，已经爬不动了，但还在嚎叫。行人都隔开一段距离，静静观看，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止。戴大盖帽的民警晃著白手套从马路上经过，仿佛视而不见。其中的一个女孩，短发扎成两把小刷子，浅色的眼镜框，更显得眉清目秀，居然也轮起皮带。皮带的铜头打在一丛花白乱麻般的头上，噗的一声，这老女人便双手抱头，滚倒在地上，血从手指缝里流了出来，竟叫不出声了。
“红色恐怖万岁！”红卫兵纠察队骑著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从长安大街上列队驰过，一路高喊这口号。
他也碰到过他们盘查，夜间才十点钟左右。他骑车从钓鱼台国宝馆有武装警卫把守的大门前刚过，前面明晃晃的水银灯柱下停了几辆带斗的摩托车，一排穿军装戴红绸黑字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袖标的青年拦在路上。
“下来！”
他猛的捏闸，差点从车上跌下来。
“甚麽出身？”
“职员。”
“干甚麽的？”
他说出他工作的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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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工作证吗？”
他幸好带著，掏出给他们看。
又有个骑车的年轻人从自自行车上拦下来了，剃的平头，那时候“狗崽子”凸贱的标记。
“这夜里还不老老实实在家待！”
他们放过他了。他刚骑上车，听见背後那剃平头的小伙子吱唔了两句便打得嗷嗷直叫，他却不敢回头再看一眼。
接连几天，从深夜到将近天亮，他面对炉火，眼烤得通红，白天还得强打精神，应付每天都可能出现的危机。等烧完最後一叠笔记本，泥灰搅拌得不露痕迹，再倒上一盘剩菜和半碗面条，他已筋疲力竭，眼皮都撑不开了，和衣躺在床上却不能入睡。他记得家中还有张可能意是生非的老照片，是他母亲年轻时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抗战救亡剧团穿军装的合影，那军装想必是慰问抗日将士时赏给演员们的—军帽上有个国民党标志的帽徽，这照片查抄到的话肯定会出问题，那怕他母亲早已去世。他不知道他父亲是不是把这些照片也处理了，可又不便去信提醒。
销毁了的那堆稿子中有一篇小说，他曾经给一位有名望的老作家看过，本指望推荐，至少得到认可，谁知老人毫不动容，没有一句鼓励後生的话，竟然沉下脸，声色俱厉告诫他：
“出手的文字，要三思而行！别随便投稿，你还不懂文字的风险。”
他并非立即就懂。那年初夏六月—这文革刚发动上天傍晚，他去老人那里想打探运动的消息，刚进门，老人便赶快掩上，压低声音盯住他问：
“有没有人看见你进来？”
“院子里没人呀，”他说。
老人平时训导青年虽不像那些老干部，开口闭口我们党我们国家如何如何，可好歹也是有一番革命资历的名人，说起话来中气也足，有板有眼，毫不含糊，此时突然蔫了，缩缩瑟瑟声音都压在喉管里：
“我已经是黑帮分子，别再到我这里来了。你年轻，别惹上麻烦，你没经过党内斗争”
老人不容他把问候的话说完，紧张得不行，打开一线门缝，望了望，说：
“以後再说，等过了这阵子—以後再说，你不知道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怎么的？”他还傻问。
“以後再告诉你，快走吧，快走！”
这前後时间不到一分钟。一分钟前，他还以为这党内斗争远在天边，没想到就到了跟前。
十年之後，他听说老人从牢里放出来了，他那时也从农村总算回到了北京，去看望这老人家。老头乾瘦得只剩下一副皮包的骨头架子，断了条腿，靠在躺椅上，手里抱只长毛的大黑猫，椅子的扶手边搁根拐杖。
“还是猫比人活得好。”
老人咧嘴，似笑非笑，露出还剩下的几颗门牙，一边抚摸那老猫，深陷的眼窝里，圆睁睁的眼珠也像猫眼发出奇异的光。老人在狱中的遭遇没同他说一句，直到临死前不久，他到医院里去看望时，才对他吐了真话，说一生最大的遗憾，便是不该入这党。
当时，他从老人家门出来，便想到他自己的那些稿子，虽然同党毫不相干，也会给他带来灾难。可那时还没决、心烧毁，背了一大书包，藏到他有次得痢疾住医院结识的朋友大鲁的家。大鲁高个子，北京人，中学校教地理的，在追求一个娇小的女子，一份份情书都是找了他代笔起草的。等大鲁新婚的妻子发现是他帮助作弊，已生米成了熟饭，他同他们夫妇也就都有点交情。大鲁同他父母住一起，自家有个四合小院，藏一包东西倒是不难。
八月盛夏，红卫兵兴起，大鲁的妻子突然打电话到他办公室，约地中午在一家喝牛奶卖西式糕点的铺子见面。他以为他们夫妻间又出了基麽纠葛，骑车赶到那糕点铺。老招牌已经摘掉！贴上了新标语
“为工农兵服务”。铺子里的座位上方墙上，歪歪扭扭墨笔写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