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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卫队’抄张春桥同志的家，罪该万死！”
这种大字标语，还非常讲究用色——其中“张春桥同志”用红色颜料书写，而其他的字则用墨汁来写，真是朱墨分明！
向“赤卫队”发起总攻在黄浦江东岸杨家渡附近，有一条鲜为人知、长度只有几百公尺的马路——荣昌路。
荣昌路六十号，原是中共上海市委文革小组的所在地。此刻，成了王洪文和耿金章的“前线指挥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凌晨，从这“前线指挥部”发出命令：向“赤卫队”发起总攻！
夜色黛黑，寒风飒飒，三万名处于重围的“赤卫队”队员正困倦难熬，吃着饼干充饥。
突然，“工总司”的造反队员冲了过来，高喊：“赤卫队是保皇队！”“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那从成千上万的喉咙里发出的呼喊声，震天动地，摇晃着康平路。一场大规模的武斗爆发了！
由徐景贤、朱永嘉等编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曾有这样一段话，记述“工总司”的“战功”：“三十日凌晨二时左右，工人造反队员开始向康平路的赤卫队员冲击，到六点多钟，康平路书记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七点钟，近二万名赤卫队员排成单列，分成六路。
到四月马路上集中，袖章缴下来六大堆。这天共有九十一人受伤送至医院治疗。工人造反队员还缴获几百箱饼干。“
康平路一役，使“赤卫人”的主力被歼。三十口下午五时四十五分，“赤卫队”总部头头王玉玺率数万“赤卫队”员步行北上，声言进京控告。步行的队伍到达昆山时，王洪文和耿金章率“工总司”造反队员追来，在昆山又发生一场混战。
王玉玺是上海铁路局代理调度主任。他手下的调度所的八十多人中，有七十多人是“赤卫队”队员。这批“赤卫队”队员跟随他去康平路，然后又北上，造成上海铁路局无人调度，中枢神经瘫痪。从三十口凌晨至三十一日的二十六小时里。二十六列客车停开，五万多旅客无法上车，五万多旅客受阻于中途；货车有三十八列停开，积压货物数万吨。
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又一次震动了上海，震动了全国。
王洪文乘机把“破坏生产”、“破坏交通”的罪名加在“赤卫队”头上，发出了“工总司”《紧急通告》，要把“赤卫队”各级组织的负责人抓起来。于是，“赤卫队”
的市、区两级负责人二百四十多人被捕。顿时，“赤卫队”土崩瓦解！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赤卫队”贝责人马骥曾对笔者谈及，王洪文指派一批“工总司”造反队员和一群北京红卫兵，突然闯进大队部，抓走了他。连拉带槡，马骥被推上一辆冷藏车，从国棉十七厂开到提篮桥，然后押上一辆小轿车，直送上海市公安局。在那里，马骥无端被关押了一个多月。
就在马骥破捕的时候，上海国棉十七厂“赤卫队”骨干二十四人也被押进了市公安局。
这下子，王洪文如同拔掉了眼叫。钉，肉中刺，高高地举起了“胜利”的酒杯。
张春桥“高度”评价“工总司”的这一“胜利”。他颇为得意地说：“我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人听了。‘赤卫队’也垮了，造反派占优势了。”
就在张春桥那“胜利”的微笑尚未消失的时候，出乎意外，在他的家里发生了一场风波。
一九六六年的最后一天，亦即“赤卫队”覆灭的这一天，印发了一张题为《造谣派破产》的传单。传单在上海广为流传，引起人们的关注。
传单的作者不是别人，却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传单上印着她的签名手迹。
那传单说：“我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情况，赤卫队员是到我家来过，也到柯老（即何庆施——引者注）家去了，但他们并没有抄家。”
这一回，王洪文不敢说《造谣派破产》这张传单是造谣，因为在电话中文静告诉他：“维维是那么说的！”
张维维的声明，戳穿了“工总司”的谎言，使王洪文颇为尴尬。他不敢反击张维维——她毕竟是张春桥的女儿。可是，这张传单说出了真话，无疑使已经败北的“赤卫队”
占了理！
幸亏，幕后指挥亲自出面了。张春桥把他的“家庭矛盾”向王洪文交了底，而且驳斥了女儿的话：“什么叫抄家？非得砸烂了才算抄家？你们要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问题。柯老家有什么理由进去？我的家又有什么理由进去？进去了，就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问题！”
王洪文壮胆了。于是，“工总司”与“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首都红卫兵三司驻沪联络站”等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居然毫不客气地斥责起张维维来了：“张维维和她的父亲张春桥同志不是一路人。……张春桥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而张维维是铁杆保皇分子。……
“为了澄清事实，我们特此联合声明，张春桥同志家确实被工人赤卫队闯进过，并且工人赤卫队曾经在张春桥同志家静坐示威。工人赤卫队的大方向肯定错了，而且一错到底。”
紧接着，文静也发表声明，说道：“有人指望从这里捞取稻草，死死抓住赤卫队没有抄张春桥同志的家来表明赤卫队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是绝对办不到的，赤卫队不抄张春桥同志的家，他们的大方向也是错误的。”
左一个声明，右一个声明，总算把张维维的嘴巴堵住了，总算把《造谣派破产》掩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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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传 》》 第七章 “一月革命” 第七章 “一月革命”
造陈丕显的反噹，噹，噹……新年钟声在上海上空回响。
没有欢歌，上海滩一片萧瑟、人们在愁苦之中，迎来新的一九六七年。
新的一年将是大灾大难的一年，这已在除夕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里透露。播音员以刻板、冰凉的口气，念着《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名发表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提出了新的一年的战斗任务：“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的一年。”
据参加起草这篇社论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对笔者谈及，这一段关于“战斗任务”的内容，是从毛泽东的话中得到启示的。
那是五天前——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七十三寿辰。“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包括张春桥、姚文元，来到中南海毛泽东家中吃寿面。
入席之际，“秀才”们举起酒杯，异口同声道：“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这时，毛泽东也举起酒杯，出语惊人：“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
毛泽东的话，使“秀才”们惊诧。
回去之后，“秀才”们议论着毛泽东的这句话，认为体现了毛泽东新的战略部署的方针。有人提议，以毛泽东的这句话，作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一九六七年元旦社论的题目。
在那年月，虽然凡是从毛泽东嘴里说出来的、笔下写出来的，都被作为“最高指示”，可是毛泽东随口而讲的那句祝酒词，毕竟太直太露，用作元旦社论太“凶”。于是，改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题，文中贯彻了毛泽东祝酒词的含义——“秀才”们坚信，毛泽东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说那句话的，反映了他对文化大革命战略部署的新见解。
元旦社论的发表，把已经进行了半年多的“文革”推向更激烈、更残酷的阶段。
已经够激烈、够残酷的了，那半年多的“文革”，已经把上海“革”得气息奄奄。
上海已经成了一个烂摊子。除夕夜，上海一片告急声：沪宁线上，五十七趟客车、货车停驶，上万名旅客饥寒交迫；黄浦江，一百多艘轮船静静地靠在码头，无人装卸，海港积压的物资达四十多万吨；上千家工厂停工或者半停工；上海库存的煤很快要用光，杨树浦发电厂的煤只够用两天了。如果煤再不运来，发电厂只好停电；……
拥有六十万工人的“工总司”和拥有八十万工人的“赤卫队”之间的一场大战，怎不使上海——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陷入一片混乱？
除了“工总司”、“赤卫队”之外，五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