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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工总司”、“赤卫队”之外，五花八门的“司令部”也应运而生：“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所谓“红色工人”，即临时工，包括合同工、外包工、轮换工；“上海工人支农回沪革命造反司令部”——由那些被下放农村的工人组成的“造反司令部”；“上海市个体劳动者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市学徒造反革命委员会”；“红卫军”——由转业、复员、残废军人组成的，其中绝大部分是工人。
这样名目繁多的工人“造反司令部”，竟有七十多个。这些“造反司令部”代表各自的经济利益而“造反”：“红色工人”要转正（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便属“红色工人”），支农工人要回沪……这些“造反司令部”推波助澜，使已经混乱不堪的上海更加混乱。
新年钟声刚刚响过，凌晨一点半，王洪文接到了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告知重要动向：周恩来给陈丕显打电话，要陈丕显把上海的工作抓起来，尽快把生产搞上去……
“曹荻秋是不能再出来了。你们已经把曹荻秋搞臭、打倒。所以总理只能叫陈丕显出来主持工作。”张春桥说，“其实，陈丕显有陈丕显的帐，你们照样要和他清算。别以为总理叫陈丕显出来，上海就是陈丕显的了。那只是临时性、过渡性的措施。上海不可能是属于陈丕显的！”
刚刚接完张春桥的电话，又从上海东湖路的市委招待所打来电话。东湖路也是一条不足千米的短小马路，紧挨着繁华的淮海中路，是个闹中取静的所在。自从康平路一下子成为不平静的马路后，陈丕显便把东湖路的市委招待所（人称“东湖招待所”）作为临时的办公处。陈丕显的秘书通知王洪文，马上到东湖招待所开会。
凌晨三时，王洪文的轿车驶入东湖招待所。“二兵团”的“司令”耿金章已在那里了，正与陈丕显低声交谈，在商量什么。王洪文的眼帘中摄入了那么一个镜头，顿时使他颇感不快。
徐景贤来了，朱永嘉来了，“工总司”的黄金海、王腓利来了，交通大学“反到底”
兵团的杨小兵来了，还有“首部三司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代表，哈尔滨、西安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代表也继续到会。
会议开始了。自一九六六年三月囚病退居二线的陈丕显，此刻奉周恩来之命主持上海工作。陈丕显向造反派们传达周恩来的电话指示。王洪文掏着笔记录着，眉头紧皱。
在他看来，由一个“走资派”向造反派传达周恩来指示，心里不是个滋味儿。当陈丕显传达完毕，有人提议起草一份告全市人民书，王洪文便走开了。
王洪文要通了北京的电话，向周恩来的秘书念了一通刚才的笔记。
“是这样的。总理是有这样的指示。”周恩来的秘书证实，刚才陈丕显所传达的是周恩来的原话。
“好，就这样。”王洪文无可奈何挂上了电话。他原以为可以挑出点毛病来，给陈丕显安上个“伪造总理指示”之类的罪名，不料，周恩来秘书却证明陈丕显的传达并无讹误。
当王洪文披着军大衣回到座位，会议已推定中央音乐学院的红卫兵舒泽池执笔起草告上海人民书。代表们你一言我一语，正在凑着告上海人民书的内容。
看着陈丕显在那里主持会议，徐景贤造反了。他指着陈丕显说道：“我们造反派不听你陈丕显的，要你出来工作是给你一个考验的机会，问题由我们造反派来解决！”
徐景贤的话音未落，王洪文马上帮腔，他说出了张春桥在电话里踉他说的话：“你陈丕显有你陈丕显的帐。你的帐，我们造反派迟早要跟你算的！别以为总理给你打电话，你就神气活现。你跟曹荻秋一样，都是走资派，都是‘赤卫队’的后台老板！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以你和曹荻秋为代表的！”
徐景贤和王洪文这么一闹，会议乱了套。上海，正濒临崩溃的边缘。周恩来要陈丕显出来主持工作，为的是挽救大乱中的上海。东湖招待所的会议，本是为了贯彻周恩来的指示，眼下会议开上了岔道，变成了批判陈丕显的会议。……王洪文声称陈丕显在“玩弄阴谋”，没有开完会议，拂袖而去。
受到冷落的《急告全市人民书》“上海的桃子熟了！”
张春桥紧握着王洪文的手，说出了这句话。
一月二日，王洪文接到张春桥的电话，要他立即进京。当天，王洪文便带着陈阿大、廖祖康飞往北京，住进聂元梓的据点——北京大学招待所。
一月三日晚，张春桥、姚文元选择了一个很不醒目的地方——北京平安里三号《解放军报》社二楼，与王洪文见面。
上海的桃子，向来是在夏末秋初时节成熟。这一回，张春桥和姚文元却要在天寒地冻的一月，摘取上海的“桃子”。
自从在安亭与王洪文结下“战斗友谊”之后，王洪文便成了张春桥手中一颗冲冲杀杀的棋子。在《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中，“工总司”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使张春桥颇为满意的是，王洪文对他总是言听计从。张春桥对手下的人，向来要求绝对服从，容不得说个“不”字。‘姚文元能够成为他的亲密伙伴，便在于姚文元对他唯命是从。张春桥并不喜欢那种对谁都耍“造反派脾气”的造反派，而是只偏爱那种兼具狮子和绵羊双重性的造反派：对“走资派”如猛狮，在他面前如绵羊。他看中王洪文，不仅仅因为王洪文是“司令”，而且在于王洪文的“忠诚”……
“上海的桃子，不能让陈丕显摘去！”张春桥听了王洪文关于上海情况的汇报之后，又一次提到了“桃子”问题。自从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把胜利的果实比喻为“桃子”，便使“桃子”成为有着特殊政治含义的水果。向来擅长“活学活用”的张春桥，虽然住在北京钓鱼台，无意于“钓鱼”，却深思熟虑于摘取上海的“桃子”。
姚文元坐在一侧，眨着金鱼眼，望着第一次见面的“王司令”。在他看来，这个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干事似乎理论水平太差了点，显然没有喝过多少墨水。
“上海处于历史的转折点。”张春桥依然在“高瞻远瞩”地说着，“大乱而后大治。
上海这个烂摊子、乱摊子，陈丕显是收拾不了的。一九六七年的一月，将是上海革命派向走资派夺权的历史性时刻。“
张春桥向王洪文透露了重要信息：“明天，我就和文元同志飞回上海，投入上海的决战！”
“太好了！上海群龙无首，正巴望着你和文元同志前来挂帅！”王洪文马上迎合道。
“你也不要在北京久留，尽快回上海。”张春桥关照王洪文道，“明天，作为上海夺权的先声——《文汇报》先走一步，由革命造反派掌权。”
果真，一月四日上午，当张春桥、姚文元在九千米的高空朝上海疾飞之际，上海干家万户收到了面目骤变的《文汇报》。这张创办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报纸，原来以孙中山手迹拼成“文汇报”三字作报头，沿用了近三十年；可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忽然换用僵硬呆板的黑体字“文汇报”作报头。头版头条位置，套红刊登了毛泽东为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所写的那篇著名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重新刊登这篇十年前的文章，其潜台词意味着对旧《文汇报》的彻底否定和批判。
头版下半版，刊登了《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告读者书》。那是一篇“夺权宣言”：“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宣告：经过一段时期的艰苦斗争，从今天起，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接管了《文汇报》。……”
上午十时，张春桥和姚文元飞抵上海。一下飞机，便直奔上海兴国路招待所。姚文元行魂未定，就拨电话给一箭之遥的武康路二号——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所在地，找到了徐景贤。姚文元透露了此行的重要背景；他和张春桥离京之前，曾在中南海受毛泽东召见……
张、姚忙得不亦乐乎：会见徐景贤、郭仁杰、王承龙、朱永嘉等“秀才”；会见《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代表；会见《解放日报》造反派代表；一月五日上午，会见刚从北京回来的“工总司”司令王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