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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里沉重地移动着脚步时认出了我，他用一种由于长期强制性的
沉默而变沙哑了的、只有在监狱里才会有的声音向我低声说：“我
为你感到遗憾，这对你这样的人来说比对我们这样的人更艰
难。”——我可以说，对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来说，你都不会以跪下
来擦净他们的鞋上的泥土而感到骄傲。
母亲的责任
你有足够的想像力来理解对我来说遇见你们一家是一个多么
可怕的悲剧吗？你知道，对任何一个失去了伟大的地位、伟大的名
声以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悲剧吗？你
的家庭里，几乎没有一个成年人——波西除外，他确实是个好
人——不以某种方式促成了我的毁灭。
我向你说起你母亲时曾带着一些怨恨。我极力主张你让她看
看这封信，这主要是为了你自己的缘故。对她来说，读到这样一种
对她的一个孩子的控诉状一定是很痛苦的，那就让她回忆一下我
母亲——一个在思想上可与伊莉莎白·巴雷特·白朗宁等列，在历
史上可与罗兰夫人的地位相当的妇人——因为她曾为自己儿子的
天才和艺术感到那么骄傲，而现在，这个她认为可以继承一个杰出
名字的儿子，却被判罪入狱两年！你可能会问我，你的母亲以什么
方式促成了我的毁灭，我可以告诉你。就像你尽力把一切不道德
的责任转移到我身上一样，你母亲也尽力把她所有与你有关的道
德责任都推到我身上。她不是像一个母亲应做的那样面对面与你
谈你的生活，而是一直私下给我写信，并热切而恐惧地请求我不要
让你知道她一直在给我写信。你明白厂我在你与你母亲之间的地
位了吧！这与我在你与你父亲之间的地位一样是错误的、可笑的、
悲剧性的。在1892年8月及11月8日，我与你母亲就你有过两次
长谈，两次我都问她为什么她自己不直接与你谈话，她两次都回答
说：“我怕说到他时，他会变得非常愤怒。”第一次时，我对你了解还
太少，所以我还不理解她那句话的意思；第二次时，我对你已非常
了解，所以我完全明白了她的苦衷（两次谈话之间，你得了黄疸病，
医生要求你去勃内莫斯一个星期，你因为不愿一个人去，就让我陪
你一起去了）。但母亲的首要责任不是害怕与自己的儿子进行严
肃的谈话，如果你母亲能与你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就她所看到的
你在1892年7月所处的困境，让你向她坦白一切，那样结果会更
好，最终会使你们两人都更幸福。她与我进行的一切间接的、秘密
的联系都是错误的。你母亲没完没了地给我写信，信封上还都标
记着“私信”字样，请求我不要太经常地请你吃饭，不要给你一分
钱，每封信的结尾都有一个热切的附言：“无论如何不要让阿弗雷
德知道我曾给你写信！”这种信能有什么用处？你曾等着我邀请你
共进午餐吗？从来未有，你总是把与我一起吃饭看做是理所当然
的事，如果我反对，你就会说：“如果我不与你一起吃饭，那我到
哪儿去吃呢？你不是说要我回家吃饭吧？”这种问题是我无法回答
的。而且，如果我绝对拒绝你与我一起吃饭，你就会威胁说你要做
一些蠢事，而且也始终是真做的。父母写给我的那些信，除了确已
发生过的把她的道德责任愚蠢地致命地推到我肩上外，还能导致
什么样的结果呢？至少这也证明了你母亲的软弱和缺乏勇气，以
及对她自己、对你和我都是毁灭性的各种各样的细节，我不想再多
说，但毫无疑问，当她听说你父亲来到我房里大吵一通，并且制造
了一个公开的谣言时，她那时就可能看到一种严重的危机已迫在
眉睫，但她采取了某些认真的步骤以尽力避免这种危机了吗？她
能想起的只是给善于花言巧语的乔治·温德海姆捎信，让他利用自
己的伶牙俐齿向我建议——什么建议呢？就是要我逐渐地疏远
你！
好像我一直可能逐渐地疏远你似的！我已经用了每一种可能
的方式来试图结束我们的友谊，有时竟然要离开英国，在国外给你
一个错误的地址，希望快刀斩乱麻，一下子割断我们之间那种已变
得令我厌烦、憎恨、会毁灭我的联系。你认为我能“逐渐地疏远你”
吗？你以为那就能满足你的父亲吗？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你父
亲真正想要的不是我们友谊的中止，而是一个公开的谣言，这才是
他竭力想得到的东西，他的名字已经有好几年没出现在报纸上了，
他看到这个机会能使他重新以一种全新的、充满慈爱的父亲形象
出现在英国公众面前，于是，他的所谓幽默感就活跃起来了。如果
，我保持了与你的友谊，那会使他感到极其失望的，而且，第二次离
婚案造成的小小的声名狼藉，不管在细节和起因上是多么令人厌
恶，但对他来说都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安慰，因为他要的是轰动，是
要成为所谓纯洁的先驱，就目前英国公众的状态而言，这是成为英
雄人物的最可靠的方式。我在自己的一个剧本中曾说过，这种公
众，如果这半年他做了卡利班，那另半年他就成了答尔丢夫，而在
你父亲身上，可以说具备了这两种特征。他就是用这种方式脱颖
而出，成为清教主义的最敢作敢为、最独特的合适代表。逐渐疏远
你不会有任何效果，即使可以疏远你也不行。难道你现在不觉得：
你母亲必须做的惟一一件事就是在你和你哥哥在场的情况下，明
确向我说明我们的友谊必须完全中止吗？她会发现我是一个最热
心的附议者，并且，有我和卓莫郎瑞在房子里，她也不必害怕说给
你听。但她没有这样做，她害怕自己的责任，并试图把这种责任推
到我身上。她确实给我写过一封信，信很短，是要求我不要把律师
写的警告你父亲停止所做的一切的信交给他。她说的很对，我咨
询律师并寻求他们的帮助确实是可笑的行为，但她信尾又出现了
她常用的那句附言：“无论如何不要让阿弗雷德知道我给你写过
倍！”这就抵消了她的信可能产生的任何效果。
当你想到我把律师的信送给你父亲及你自己时真是欣喜若
狂。这是你的建议，我不能告诉你你母亲强烈反对这样做，因为她
已用最严肃的诺言，即永不告诉你她给我写的信，束缚了我，而我
竟愚蠢地遵守—厂诺言。难道你不明白，她不直接与你对话是错误
的吗？她与我的所有那些偷偷的会面、秘密的通信都是错误的吗？
没有人能把属于自己的责任推到其他任何人身上，它们最终会各
归其主的。你有一种生活观，或一种哲学——如果你还有什么哲
学的话——即是不论你做什么，都要由别人付出代价，我不只是指
钱方面的代价——那只是你的哲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应用——
而是在更宽泛、更全面意义上的转移责任。你以此作为你的人生
信条，而且事实证明你的哲学取得了很大成功。你迫使我采取行
动，因为你知道你父亲无论如何不会攻击你的生活或你自己，而我
却会为—厂保护我的生活和我自己而竭尽全力，并承受一切落到我
身上的打击。你的估计是很正确的，你父亲与我虽然彼此目的不
同，但都老老实实地按照你所希望我们做的那样去做了，但无论如
何，在某种程度上，你也不能真正逃脱。“婴儿撒母耳理论”，就像
人们为简洁起见所称呼的那样，也被一般民众运用得很好。这种
理论在伦敦可能会受到很多嘲笑，在牛津会受到一些讥讽，但那只
是因为这两处都有一些认识你的人，因为你在这两处都留下了你
通过的痕迹。在那两座城市里的这一小部分人之外，还有大多数
人都认为你是一个差一点被一个邪恶的、不道德的艺术家诱人歧
途的优秀的年轻人，幸亏你那仁慈的爱你的父亲及时把你拯救出
来了：这听起来真是太妙了！然而，你知道自己没能逃脱。我不是
在提一个只有陪审团才会问的那种愚蠢的问题，这种问题自然要
受到法官和审判员的轻蔑对待，对此没有人关心。我指的或许主
要是你自己。在你自己眼里，并且将来你不得不想到你的行为，你
不会，也不可能对事情已发生的那种方式感到满意。私下里你想
到自己时一定会感到许多羞耻。用厚颜无耻的面孑L面对大众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