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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溪萍是在一九五四年六月至一九六四年十一月，担任华东师大党委书记。一九五七年三月起，兼任中共上海市委教卫部副部长。一九六五年七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教卫部部长。虽说他的职务不算小，但他毕竟还只是中共上海市委一个部门的领导人。他自一九六三年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但还不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江青为什么锋芒直逼常溪萍？为什么密谋指派聂元梓来沪专程“揪常”？
此事说来话长……
一张大字报背后的尖锐斗争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晚．一辆义一辆小轿车驶入北京大学校门。
此刻，北京大学大操场上灯火辉煌，万名师生集聚那里，批判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的群众大会即将开始。但是，主席台上依旧空空如也，意味着可能会有重要人物出场，全场只得以高唱革命歌曲来暂且填补等待的时间。
一连串小轿车在夜幕中，驶入北京大学幽静的燕南园，停在六十四号前。
一个又一个“中央文革小组首长”从轿车里出来了：中央文革顾问康生，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中央义革副组长张春桥，组员戚本禹等。
聂元梓早就在门口迎候他们的光临。
这么多的“中央文革小组首长”倾巢而至，当然决非寻常。待“首长们”坐定之后，聂元梓手下的一员大将C，见张春桥在座，抓紧时机，挑出了一个与当晚大会并不相干的问题——常溪萍问题。
C问江青：“六月份，我们给上海市委转去一份常溪萍的材料，不知道是否收到？”
江青把脸转向张春桥：“春桥同志，你们收到了吗？”
张春桥马上答话：“收到了，正在市委领导中传阅。”
C趁机说：“我们给常溪萍写了一张大字报、中央文革的领导能不能帮我们转一转？”
江青当场拍板：“可以帮助你们转，你们把大字报拿来吧！”
C大喜。聂无梓的脸上、也泛起了微微一笑。
C赶紧离开燕南园，奔向哲学楼，从办公室里拿了一卷黄纸头那是一份事先已经写好的大字报。十七个人签名，打头的名字便是聂元梓。
当C风风火火赶到燕南园六十四号，“首长们”已在大操场的主席台上就座了。
C奔上主席台，把那卷黄纸头塞到张春桥手中。张春桥接过黄纸头，说了一句话：
“保证转到！”
这一过程，不仅C后来在一九七九年九月一二十四日作了详细交代，（C是那张大字报的十七个签名者之一），而且张春桥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友谊电影院，也谈到了：
“我一到北京，第一次到北京大学开群众大会，他们给我送来了大字报。常溪萍在北大问题很严重，这个我知道。但详细情况我不清楚。大字报是我接过来的……”
张春桥的面孔，通常是不笑的。但是，当他回到钓鱼台，打开这卷黄纸，他眉开眼笑——他钓了一条大“鱼”！
这张大字报的标题是；《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帮》。
大字报一开头，那语气便咄咄逼人：
最近，我们得知常溪萍负责领导上海的高等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十分震惊！
常溪萍究竟是什么人了他是扼杀北大社教运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是三家村黑店的新伙计，是暗藏在前北大社教工作队中的政治投机家……
张春桥不由得拍案叫绝、他处心积虑，日夜盘算着如何轰倒上海市委，正愁炮弹不够，而这卷黄纸头正是一发重磅炮弹！
须知，原北京市委，正是被一张大字报轰倒：在康生的妻子曹轶欧的“指导”
下，聂元梓等七人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贴出那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炸仆了北京人学这个缺口，导致六月三日“撤销北大党委正副书记陆平、彭佩云的一切职务，改组北大党委”，导致同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六月四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欢呼“新胜利”……
如今，张春桥手中的这张大字报的“第一作者”，正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第一作者”。或者可以说，这是“全国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能不能把上海的华东师大，变成第二个“北京大学”？能不能把常溪萍，变成第二个“陆平”？
轰倒上海市委，看来要从常溪萍身上打开缺口！
顿时，张春桥仿佛觉得，那卷轻飘飘的黄纸头在膨胀，变成了一颗硕大无朋的巨型炮弹。
怎样把这颗重磅炮弹，从北京发射到上海呢？
如果让张春桥自己来发射，未免过分暴露。他向来颇为谙熟借刀杀人之法。
真是难得的巧妙机会：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获秋前来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住在北京饭店。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也出席会议。
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张春桥出了难题给曹获秋，叫曹获秋把大字报带回上海去：如果曹获秋同意带回上海，借曹获秋之手，炮轰上海市委，当然很妙；如果曹获秋不同意，那将落个“包庇常溪萍”的罪名。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四日，曹获秋在一份材料中，写及此事经过：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晚间，北大帅生开个体大会，中央文革的负责人去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过程中，聂元梓等人把写就的一张对常溪萍的大字报交给张春桥。次日，张春桥把这张大字报送给我。对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我和张春桥研究结果，决定去请示康生。二卜六日见到康生，工谈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时，他临时被别的人找去了，没谈下去。几天和他相约都没有空，我感到这张大字报老摆在我这里不是办法，这时我想到北大社教问题是邓小平处理的，决定去找他……
康生避而不见曹获秋，其中的原因显而易见—一他的妻子正“指导”着聂元梓的工作，而他的妻子又是根据他的意旨在办事。有着如此微妙的关系，他不会对那张大字报明确表态。他跟张春桥一样，在这种场合都喜欢打“太极拳”。
曹获秋让秘书糜欣祥给邓小平的秘书挂电话。
八月一日上午八点多，糜欣祥挂了电话。很干脆，将近十一点，邓小平的秘书就来电话，请曹获秋马上去中南海。
十一点，曹获秋就来到了邓小平家。
邓小平抽着烟，听着曹获秋讲述那张大字报。邓小平对常溪萍在北大社教运动中的情况十分了解，干脆利落地作了答复。
诚如曹获秋所写卜的回忆那样：
我到了邓小平家，向他提出对北大关于常溪萍的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他的答复是北大社教问题已经中央书记处作了处理，这个问题不要再挑起，大字报不要送回上海。
他叫我不要再去找康生。他会告诉康生。
这样，那张关于常溪萍的大字报就扣押在我那里，这就起了保护常溪萍的作用。
邓小平的意见，很快就从康生那儿传到江青耳朵里。
江青恼怒了，说道：“上海市委不贴这张大字报，我去贴！”曹荻秋写下这样的回忆：
不几天，江青在会场上见到我，对我说：常溪萍这张大字报你们如不送回上海，你们市委要被动的。
原中共华东局书记魏文伯当时在一侧。他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一日也写下这样的回忆：
一九六六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有一天散会的时候，当曹荻秋和我出会场门外的时候，江青赶上来质问曹荻秋说：“北大写给华东师大常溪萍一张大字报，如果不在华东师大很快地贴出来，你们上海市委就要被动。”江青讲这话的时候，我在场亲耳听见的，也看见的。
曹荻秋迫于无奈，回到北京饭店，只得嘱咐秘书：“把那张大字报交机要交通员带回上海，在教卫部和华东师大两个单位贴一贴就行了。”
曹荻秋还打长途电话到上海，把情况告诉了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
就这样，本来在那年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四大”盛行，谁都可以刷一把浆糊，贴一张大字报，而聂元梓等写的一张大字报，却要牵动那么许多高层人物，却要借“中央文革”的“虎威”，转到了上海。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充满着火药味儿。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名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