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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充满着火药味儿。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名次，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取而代之，名列第二，并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
毛泽东在八月五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震动了全会。
毛泽东还公布了他在八月一日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从此，红卫兵运动如潮如涌，在全中国卷起狂澜。
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诚如后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就在会议结束的那天—一八月十二日，曹获秋收到了张春桥的一封亲笔信，所谈的又是关于常溪萍，全文照录如下：
荻秋同志：
北大的斗陆平计划，有一条要把常溪萍揪回来斗争，已经贴出去了。据康生同志告诉我，江青同志有一次在毛主席那里也说要把常溪萍揪回来斗。此事，请你回去后同市委同志好好议一议，不然很被动。
春桥
江青说“你们市委要被动的”，张春桥也说“不然很被动”，如出一辙。显然，他们私下商量过怎样整常溪萍。
曹获秋一回到上海，把来自北京的信息转告上海市委的常委们，常溪萍一下子成了众所关注的中心。上海市委商议了对策。如同杨西光所回忆的：
“北大提出要把常溪萍搞去，上海市委亦只得同意，但我们商量要常溪萍到北京后住到上海驻京办事处去……过不久，中央文革又通知说，不要常溪萍去了。”
常溪萍怎么会成为聂元梓的眼中钉、肉中刺？怎么会成为江青、张春桥必欲置于死地的冤家对头？
不能不把时间拨回到一九六四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五年六月，常溪萍担任了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
常溪萍的报告上被批了个“右”字
一九六五年一月，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队长兼党委书记Z，正坐在他的办公室—
—北大专家招待所里，他皱着眉头，翻阅着常溪萍所写的一份工作报告。看罢，他提起笔，在报告的天头上写了一个很大的“右”字！
Z和常溪萍本来素昧平生，只是这次搞北大社教，才一起共事。Z对常溪萍的印象是，“开始还以为他是稳，其实是右！”
Z和常溪萍在对待北大社教运动问题上，产生了明显而又深刻的分歧……
社教运动，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一九六二年起逐步在全国展开。最初，在农村叫“四清”运动，即“清工分、清帐目、清财物、清仓库”；在城市叫“五反”运动，即“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以及反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
社教运动走过了曲折的路＿一九六四年初，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二十三条，简称“二十三条”。这个文件对于纠正“左”的错误、缩小打击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社教运动的面越来越宽，从农村扩大到工厂，到学校。北京大学被确定为全国大学中的社教运动试点单位。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党中央从各地高教部门调集了二百多名干部，组成了“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上海当时共有二十四所高等院校，每校各抽一名院级、一名处级干部，作为北大社教工作队员。上海市委指定常溪萍带队。到了北京之后，工作队成立党委，设一名书记、四名副书记，常溪萍是副书记之一，兼北大西语系工作组组长。
Z和常溪萍在工作中产生了分歧。在常溪萍看来，Z太“左”；在Z看来，常溪萍太右！
他们分歧的焦点，又集中在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身上。Z要把陆平打成坏人，而常溪萍则认为陆平是好人犯了些错误。
在一年多之后，由于北京人学成为文化大革命第一炮轰击的单位，陆平成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集中攻击的目标．常溪萍和Z当年在北大社教运动中的分歧，一下子也就随之成为众所瞩目的大是大非。
陆平经过十年磨难，得以幸存。一九八一年十月，陆平写下一段对常溪萍的带泪的回忆：
一九六四年冬，社教工作队在北京大学发起社教运动，把北大当作“烂掉了”
的单位，打击了一大批校系领导干部，使北大陷于半瘫痪的状态。鸟云笼罩了北大，所有正直人们的心中都感到沉重的压力，敢于坚持真理的同志随时可能遭到无情的打击，被打成所谓的“敌人”。我和溪萍同志就是在这种恐怖的形势下相识的。
大约在一九六五年一月，北大党委办公室通知我，杜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常溪萍同志要找我谈话。当时，我和溪萍同志只有一面之识，对他还不了解，加上杜教工作队在北大的错误做法，不能不使我对谈话怀着很大的疑虑。
我和溪萍同志谈了两个半天……我按照他的要求，如实地一一作了介绍。在介绍的过程中，他始终认真地倾听并提出许多询问、在有些问题上，他还与华东帅大作比较和分析、他总的认为，这比年来北大党委是执行了党的教育路线的。问时也有若干缺点错误，甚至有的是严重的，但成绩仍是主要的。我认为，他的观点是对北大多年来的工作了公正的历史评价。我从谈话中切实感到溪萍同志观察问题是全面的，实事求是和一分为二的；态度足和蔼可亲并允许别人讲话的。这和那些搞“一言堂”，以“帽子”压人的“钦差大臣”、“整人能手”真有天壤之别。我起初的疑虑很快就消除了，并对他敢于顶歪风，坚持实事求是的高尚行为十分敬佩……
不言而喻，陆平所说的“钦差大臣”、“整人能手”，指的就是Z。
一九六五年一二月，常溪萍回上海过春节，他向当时分管文教工作的上海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市委书记张春桥作了汇报，着重谈了他与Z之间的重大分歧。
诚如杨西光在一九七七年六月六日所写的回忆材料那样：
那个时期Z在北大社教运动中确实很主观，作风上也独断独行。我在一九六四年在北京和Z一次谈话中已经感到，后来也陆续听有些同志谈过……一九六五年春节常溪萍回沪后，首先向我汇报，我相信常的意见是对的。当时市委是我和张春桥共问分工管文教工作的，我就约了张春桥一起听常的汇报，当时张春桥也同意常溪萍的意见，我们一致意见是要常溪萍按“二十三条”办事，有愈见可以在工作队中问提，也可向组织反映。在这一点上，张春桥没有讲这一句和常溪萍或者和我有什么不同意见。
常溪萍回到北京大学后，于三月四日给张春桥、杨西光写了一封非常重要的信。
信中说：
昨天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文化革命问题，对北大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批评了北大工作队的领导……小平同志说：“运动一开始即应三结合，要肯定成绩，克服缺点，北大运动要总结。总之，有毛病，一去即夺权，斗争方式不正常，陆平被斗得神志不清，不是党内斗争的方法，陆平犯错误不是犯了一切错误，只是某些错误，搞得万里见了陆平要躲开，把市委放在一边。同意市委帮助北大党委总结过去工作的方法，这方法很好……”……如果Z等老是这样，我想向中央写信反映一下（他们自以为是很严重，有许多做法很不对头，作风也很不民主），不知可否？
常溪萍决定迈出重要的一步——向中央写信。
张春桥拿起铅笔，在常溪萍的这封信上开头所写的“春桥同志”的“春”字上，画了个圆圈，表示他已“圈阅”。这是当时领导层中流行的办公习惯。
张春桥还在信的天头上写下批语：
西光阅后送丕显、荻秋、一平同志一阅
春桥
常溪萍终于发出了致邓小平的信
常溪萍着手起草写给中央的信。
他毕竟是上海市委派出的。他的三月四日的信，尚未见到复函。
他在点焦急，在三月十一日又给张春桥、杨西光写了一信。在这封信中，他除了谈了Z最近如何抵制邓小平的意见之外，重申了他要给中央写信的决心：
在总结工作中，我提了一些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