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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帽子】
辛亥年，当革命在全国上下闹起来的时候，革命就从作乱变成了具有正面意义的革故鼎新，不，是revolution，属于舶来品，比中国语境里的革命，还要内涵丰富而且价值正面的词。严格地说，这样的革命是个帽子，戴上这顶帽子，做什么都特别的理直气壮。
抗租抗税的事，历朝历代都有。闹大了，也会有大兵的镇压。不过，一般都会息事宁人，不轻易动刀兵。但是，在革命党人治下，有刁民敢做这种事，一律严惩不贷。江苏常熟境内，发现有“千人会”抗租，革命军开进去，面对手无寸铁的农民，开炮轰击，排枪打去，没有价钱可讲。这样的镇压，晚清的县太爷们，是做不到的，只要乱民没有打上县城，军队调不动。调动了也不敢随便开枪，否则都老爷的弹章就上去了。同样晚清不敢做的事，是百姓头上的文章。清朝入关的时候，是让人们剃去头顶的头发，脑后留辫子；现在革命党人则是要人们留下顶上的头发，剪掉脑后的辫子。不爽的是，两者都是用强，强按着头来。革命时，朝廷已经对辫子无所谓了，但革命党在意，凡是革命党人占领了的城市，几乎都能见到刚刚剪去辫子，留着一如今日某些时髦艺术家似的半长的披肩头发的革命军人，成群结队地在街上巡视，发现有没剪辫子的农民，捉将过来，咔嚓就是一剪刀，同样没有二话可讲。害得不想被剪掉辫子的农民，干脆不进城了，或者，进城也戴个大帽子，或者顶着道士的高冠。可惜，这点小伎俩，骗不了革命党人，掀掉帽子，照样还是一剪子。只有大城市，在洋人手底下做事的人，或许可以幸免，有洋人出面，跟革命党人讲道理，说是侵犯人身自由什么的，革命党人只好罢手。显然，这样在人脑袋上的文章，晚清时节的官府，也早就不做了。新政期间，剪辫子的回国留学生以及激进的洋学堂学生，日渐其多。官府方面，大抵睁眼闭眼，一任他们装条假辫子算了。到后来，干脆连不装假辫子也不管了。有些人，还混入政府，堂堂正正做了官员，受到重用。没办法，新政用人之际，不用不行。宣统时候，北京有民谣讽刺，但凡做了和尚（指没有辫子的）才好做官。但是，在革命党治下，留辫子的人，别说做官，就是当百姓也麻烦。
革命成功，革命党人坐了衙门。革去了老爷、大人的称呼，撤掉了官老爷出行的仪仗，没有了虎头牌。但是，掌了大印的革命党，威风依旧，骑着高头大马，后面一队扛着快枪的披肩发革命军人。晚清的县太爷，有人顶撞，顶多抓来打顿板子，如果开明的地方，司法改革进度快，连板子都不能打。可是，革完命的地方，党人县太爷只要不高兴，就可以把人抓起来就杀掉。杀一个人，就像踩死只蚂蚁。老革命党人景梅九讲过山西运城发生过的一个故事。占了运城，坐了衙的革命党人，需要一个懂电报的。这种人才，当年不多，既要懂机器，会拍发，还要明白电码，一般都很牛气，一般都是洋人培养出来的。有人给推荐了一个，这个人可来了之后，革命党人居然忘记用了，把人搁在那里好长时间不管不问。当年这样的人才，怎么可能如此被怠慢，一怒，就写了一封信去谴责这些新官老爷。没想到，这封信居然惹得革命党人县太爷大怒，当天夜里，就派人把这人抓来，以造谣生事之罪，当即开庭，处以死刑。第二天天一亮，这个倒霉的死刑犯，就被五花大绑，背插亡命旗，押赴法场开刀要问斩了。若不是碰上一个革命党内的好心人，景梅九的夫人，拼命地说情，拼命地搅和，这人就真的被杀了。即便如此，怒气未消的新县太爷，还坚持要判这人终身监禁。这个倒霉的人，不是清朝官吏，也不是对抗革命的清兵，仅仅发了几句牢骚，就差点丢了脑袋。这样的事，即使放在清朝初年，统治特别强横的时候，县太爷就是想，都难办——程序太复杂。即使真的犯了死罪，也得一级一级审，最后由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三堂会审定谳，然后还得等到皇帝批了，秋后方能开刀。然而，号称废除晚清暴政的革命党人，杀个人，就这样草草，成心给“草菅人命”做注脚。
显然，革命党人也并非天生好杀，草菅人命，仅仅是因为自家的脑袋已经被革命正当性给填满了。革命发生，从古到今，哪儿有这样的好事呢？只要革命成功了，中国和中国人，一切的一切都会马上变好，国人不再做异族（满人）的奴隶，国家跟上世界进步的潮流，文明、富足、现代，要多好有多好。这样的事业，还有什么能与之相比？还有什么能够阻挡？从事这样事业的人，理所应当脾气可以大一点，死上几个人，尤其是敢于跟革命党人说不的人，委屈一些不乐意剪掉作为奴隶标志的辫子的百姓，又算得了什么，都算是给革命扫除障碍。
所以，在这个时期，越是新加入的革命党人，底气就越足，如果这些人在革命中有了点功劳，气就更粗。干起事来，粗手大脚，豪情万丈。在他们的头上，有一顶革命的大帽子，他们做的每件事，都有这个帽子罩着。被帽子罩着的人和事，不知不觉，都变了形，变得让人看不明白了。
【革命知府与弼马温】
革命是为了什么？这事不好说。对于有些理想主义的人而言，当然是为了救国救民，革命一回，还世界一个富强而且争气的中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死了也在所不惜。也有些人，就是听说当年满人入关，杀了很多汉人，现在还继续当家，不拿汉人当回事，动不动就出卖本属于汉人的国家权益，讨洋人的欢心。革命就是反满，就是种族复仇。当然，也不乏有存心不良之徒，革命，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做官为宦。只是，革命成功，面前放着大好的做官机会，有些只是为了反满的人，也难免食指大动，热衷起来。
当然，就情势而言，革命起来，改朝换代。老官僚走了，新官僚就得来，不然国家谁来管呢？革命党革命后做官，势所必然。革命党反清，也反对清朝官僚的作威作福，贪污腐败。轮到自己做官了，有理想的，都想力革清朝的弊端，由改头换面做到脱胎换骨。所以，官员称谓变了，老爷、大人见了鬼。武昌起义建立的鄂军政府，所有官员都一律每月二十元薪水，没有人坐轿子，改骑马了。但是，凡是官职，就意味着权力，权力是个具有魔力的东西，沾上它，人就会变。只要革命的官椅子坐稳了，权杖之上就会沾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掌握权杖的人，也会发生变化。
当然，即使在武汉，也存在这样的革命党，连跟前代形式上的区隔都不讲究，照搬旧官僚的一切，径直进去享受的。该坐轿坐轿，该坐堂坐堂，就是要当官做老爷。李亚东是个老革命党，很早就在新军当兵，从小兵一直熬到排长，不加珍惜，非要革命，是日知会的老成员。起义发生时，他还在汉阳坐监狱。汉阳光复，他从监狱里出来，被推举为汉阳革命党的首领。他没有客气。当地的革命党，甚至都没有像其他地方一样，把知府知县之类的旧官衔改成民政长，李亚东还是做知府，革命的汉阳知府。当家后第一件事，就跟鲁迅说的占了绍兴的王金发一样，忙于把布袍换成皮袍子，他马上令人给他买一套绸子的袍褂。买来之后，他还嫌料子不好。将就打扮起来，原来知府衙门的行头，他均享用。有事没事，就乘四人大轿出行，原来的仪仗，伞旗执事照用，前呼后拥，鸣锣开道，跟清朝的知府一样。唯一不一样的是，他的出行比人家要频繁得多，总在大街上威风凛凛地晃来晃去。革命党的同事批评他，他说，我这样做，是为了镇住百姓，不用仪仗，百姓不知官的尊严。不过，得意过了头，也有吃瘪的时候。�